绿色记者沙龙:汪劲、雷光春发改委的意见不统一

　　第二个方面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从过去教条式管理到适应性管理的转变。

　　以前自然保护区划建之后，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我们经常见到在自然保护区有人住在里面，正常的生活，千百年来是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生态过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当时用了自然保护区的概念，严格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我们国家有很多物种曾经是在自然保护区常见的，过了20年之后，我们一味地保护，或者自然保护区当初规定的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的话是保护得非常好，从生物多样性，从生态学保护来看，是彻底的失败。一个物种对生态环境和栖息地的需求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一些地方，历史上千百年有人住在自然保护区，形成人和自然和谐的关系，有很多物种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把它完全保护起来，这些物种很快消退，没法生长了。十年前我在北欧留学，也发现他们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芬兰、瑞典、英国在60年代相继建了40多个蝴蝶保护区，专门保护蝴蝶的。在北欧有些蝴蝶是非常漂亮的，当地的人对蝴蝶的兴趣非常大，而且有很多有专门采集蝴蝶的收藏者，为了保护那十几种比较漂亮的蝴蝶，建了40个自然保护。20年之后，他们重新评估40几处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它的结论是彻底失败，这些蝴蝶所需要的栖息地恰恰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的植被，在完全保护起来之后，这些植被中间演变，被其他的物种完全取代。

　　蝴蝶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已经完全消失。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方式来讲，在国外就引进了专门请老百姓或者付不少的钱，买老百姓的奶牛送到这个地方去，让牛啃食自然保护区的植被，使蝴蝶吃的物种能够重新长起来，这是自然保护区栖息地保护，栖息地管理来讲，是完全按照物种对栖息地的需求。国外用得非常多的是用林火，控制的林火来管理栖息地，维持生物多样性。在中国提适应性管理比在国外更有意义，国外很多自然保护区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在中国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人是比较多，现在初步估计将近两千万，全国所有自然保护区加起来的保护区内和保护去周边的居民接近两千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建立适应性管理。 中国几千年文化都是利用自然资源，利用不同的物种形成非常丰富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建立自然保护区，笼统地认为所有自然保护区里一木一草不能动，对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扭曲。

　　雷光春：第三个发展方向从局部区域性到系统性保护的转变，这和第一条是紧密相关的。第四个转变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前面听了北大教授谈的规划环评的条例，现在中国自然保护还没有自然保护法，只有一个条例，而且整个自然保护区的类型是非常多，非常复杂，一个条例根本解决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问题，解决不了法治的问题。国外从自然保护区立法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按生态类型立法，完全没有人烟的，地质自然保护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相应的专门生态类型的立法，根本原因是每个自然保护区所保护的对象，每个保护对象在生态过程和进化过程都不一样。 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像洞庭湖和鄱阳湖是候鸟保护区，冬天从11月份到第二年4月份是最关键的，自然保护区给划定相应的地方是核心区，绝对保护区，但是大夏天之后，一片汪洋，这个时候候鸟保护区的职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能在这个时候，鱼类的保护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鱼类自然保护区，鱼类的繁殖地，它的回游场地和繁育场地和候鸟不一样，当初的自然保护区可能保护一种，或者你冬天这片区域是对候鸟非常重要的，在夏天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上是核心区，人们也进入这块区域，严格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是有问题的。所以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应该有相应的法律。

　　国外非常强调每个自然保护区是一区一法，相应的自然保护区必须根据自然保护区对保护目标，它的生态特征来建立相应每个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办法。这是从人治到法治。中国的事情是人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刀切，有非理性的。第四个转变是涉及到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自然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这么多自然保护区，几千万人生活在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周边地区，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出牺牲的，他们的牺牲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补偿。生活在自然保护区附近的这些居民在做出牺牲的同时，我们在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它应该就是一份工作，这就是它的一份职业，以少干预少破坏的行为达到了生物多样性的目标的情况下，它是社会分工，国家得给必要的补偿。得到补偿，达到发展保护的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这个自然保护区才有可能实现它的保护目标。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主要是这五个方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