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水源保护要从源头抓起

    马军

　　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导致市区大面积断水，20万人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经多方努力，供水已经恢复，但此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在水源地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需要认真反思。

　　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饮用水是否清洁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在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废污水大量排放的双重压力下，许多地区水源地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保证饮用水源清洁的难度不断加大。

　　盐城市区处于诸多河流的尾闾，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水库，市区饮用水主要取自流经城区的蟒蛇河等几条河流，而多年以来，盐城市水源河流一直未能摆脱排污企业的困扰，造成水质下降，污染事故接连发生。

　　盐城市水源保护的状况并非特例。江苏省环保厅2007年曾对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督查，结果发现包括盐城在内，各省辖市的水源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其中南京市18个日饮用水源地中，有13个的一、二级保护区存在污染源；无锡市8个饮用水源地中，有7个的一、二级保护区存在污染源；连云港市5个饮用水源地中，4个的保护区内有污染源；南通市9个饮用水源地中，有4个的保护区内有污染源。

　　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全国，则盐城市面临的水源地污染问题在全国也绝非个例。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6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就有16个水质全部不达标；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超过饮用水源地总数的1/5；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占重点城市总取水量的近1/3.

　　饮用水源受到污染，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最高领导层对此问题十分重视，于2005年就明确提出环保工作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各级政府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专项行动。然而，多年沉疴难以一朝尽除。据国家环境主管部门披露，近年来我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突发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其中不乏造成重大影响的水污染事件，而在这份不断加长的名单上，刚刚发生的盐城水污染事件甚至已经不是最后一个。

　　在接连不断的停水警报声中，水污染应急预案在很多地区相继出台。然而，应急只能是在事发之后，尽力减轻损害，却并非治本之道。不解除水源地面临的污染威胁，不但水污染事件高发的态势无法遏止，而且污染企业日复一日的排放给公共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甚至可能比其酿成的一次污染事件更大。盐城水污染事件就是水源地长期隐患累积的产物，据此我们可以厘清饮用水水源保护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剖析盐城水污染事件，直接原因固然是无良企业置排放标准于不顾，肆意在水源上游排放有毒物质；而其背后，则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监管不力；而更深层面，则是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执行2002年《水法》和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明文规定，容忍企业在水源地设厂排污。当我们允许高污染、高风险企业直接设在水源地的时候，我们还能期待怎样的结果？按照盐城当地人形象的说法，是“耗子药放在锅台上，早晚会出事”。

　　为保护饮用水源，全国人大颁布了法规，最高决策层制定了政策，环保部门据此设定了制度关口，开展了专项行动，不可谓不重视；但在实践中，环保部门只是弱势部门，环保政策常常只能“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为招商引资，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关口可以被突破；为了拉动GDP增长，污染企业可以在整治行动过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难看出，地方政府一次次挣扎于经济增长和水源保护的两难选择之间，而最终总是选择让水源地为经济增长付出代价。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出的是一个发展观的问题。

　　今天，盐城水污染事件又会激发一轮紧急治理行动。调水冲污、开辟新水源、污染企业搬迁，是其它很多城市在水源污染事件爆发后的通行措施。这些措施能够缓解污染，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调水冲污主要是起到稀释污染物的作用，污染物质不过是冲到了下游；开辟新水源固然能够改善水质，但当更多城市纷纷弃用本地水源的时候，一方面调水水源难免不堪重负，一方面本地水环境保护可能更加乏人问津；而污染企业搬迁，常常只是一搬了之，其结果常常是污染下乡、污水入海。

　　要真正实现让人民喝上放心水的目标，必须标本兼治，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而要保护好水源，就必须在做好废污水处理的同时，从源头抓起，严防建设项目对自身和下游地区的水源地造成破坏。这就需要在环境决策和管理中引入各个利益方的参与，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充分识别各个项目的环境影响和利弊得失，进而在利益方的博弈和妥协中找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点。今天，水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为了保护好人民的饮用水源，我们应该开启新型决策机制，这是对各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意愿和能力的重大考验。

　　（作者系著名环保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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