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污农妇韦东英：盼望“环保的天”亮起来

   她经常发出这样的困惑：我到底是谁？

　　韦东英说：“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来找我的人说，你们这不是人住的地方。

　　她又处在另一个身份困惑中：“我们到底是谁？说我是农民？可我现在已经没有地，连口粮田都盖上工厂了；我们现在家里吃的用的，一切都是买的，吃的米，是东北大米，吃的菜，是别人种的菜；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家里来了任何人，我们马上就能搞出一桌菜来，菜园里摘点蔬菜，杀只鸡，切斤腊肉，鱼塘里捞条鱼或者让我们老邵到河里打些鱼，都是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可现在，什么都得靠钱。一家三口人，村里每年给补贴‘土地出租费’1200元左右，平均一人一天一块钱。说我是渔民？可我们家老邵到钱塘江打鱼，要办证件，只能办兼职的那种，一年需要交七百多元的税费。说我是居民？村里正在办的‘农转非’手续还没办下来，即使办下来，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的农业劳动，该怎么换算成工龄？否则，到了退休的时候，一个月拿个350块钱，怎么过？现在难道要把自己放到冰箱里冰起来，等有钱了再出来吃喝？”

　　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曾经到我家里，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你们得想个办法，下个决心，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村庄。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工厂也舍不得搬。”

　　戴备军看得很清楚，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许多工厂，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如今，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