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琼：环境信息公开一年 政府与民众一起成长

    ■胡元琼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后，各界反应积极。在从官本位走向科学民主，从片面强调增长逐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这是一记重锤，震碎了引颈张望的公众与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那道常年未破的墙。

　　政府与民众一起成长

　　2008年，随着《办法》的正式实施，公众了解和运用法律以加强对话能力的趋势愈加明显。截至2008年底，各地多家环保民间组织相继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本地指南，并举办圆桌会议和培训等活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用信息的宣传。

　　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开始尝试在自己的工作中运用环境信息公开法律。2008年10月30日—31日，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多家参会的环保民间组织与律师和法学专家们分享了各自尝试运用环境信息公开法律的经历。在这些尝试中，诸多法律和实践问题得以呈现。比如， 绿色和平在《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中发现巴斯夫在中国对公司环境信息的公布不如在其他国家那样透明，如今这个化工巨头仍然对其在中国的排放数据缄口不言。绿色和平转而向环保部门申请公开巴斯夫排污信息也依然未果，这给公众和法律界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对于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十分必要，现在的制度设置是否足够；二、政府为履行排污监管职责而收集的信息是否转化为政府信息而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三、如何界定企业环境信息中的商业秘密，比如，企业的排污许可和排污登记等文件是否会涉及商业秘密等。

　　也有令人欣慰的结局。例如，去年8月，自然之友联合多家国内环保民间组织，对于环保记录不良的金东纸业申请上市环保核查发出了诘问。在认真履行公众参与程序，有序发出信息公开申请之后，2009年3月，环保部对金东纸业上市环保核查再次进行公示，对民间组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直接和公开的解答。虽然对于金东纸业的疑虑犹存，但是环保部首次以如此高调和细致的形式公开与民间的对话，这无疑值得赞赏。

　　另外，专业队伍的加入，给环境信息公开增添了诸多亮点。比如，上海律师严义明在去年5月4日率先递交了环境信息公开申请，成为律师界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年间，政府和NGO、公众围绕环境信息公开的命题一起成长着。对民间而言，更多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对立法者而言，政府与民间对话的过程不啻是检验立法目的如何实现的时机，其中揭示的法律漏洞和操作问题，更待尽快解决。对政府而言，不再有时间慢慢进行观念转变，因为公开已经成为一项立即生效的法定义务。

　　法院慢拍前进

　　去年，随着湖南汝城5位公民启动中国信息公开第一案，一场对公民意识、政府能力和司法素质的综合考验也拉开帷幕。事隔一个多月后，人们遗憾地看到郴州法院依然不知如何立案。人们担心，如果作为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司法系统开始失语，那么曾带来欣喜的信息公开法律或许又将成为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这或许只是一个过渡期的反应。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相继登载了公民胜出政府信息公开案的报道，让艰难行进中的信息公开看到了曙光；近日，河北保定又判决一起公民胜诉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令人欣慰。

　　虽然现在尚未看到关于环境信息公开案件判决的报道，但至少现在公众知道，行政机关不在法定期间内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是一种违法行为，会输掉官司。司法程序介入的意义在于，当讼争双方对于法之言辞模棱两可时，中立的判断有利于促成正义的实现和对于立法本意的还原。虽然现在公开报道的判决只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但依然有理由期待法院成为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依法开展的一支更加重要的力量。

　　媒体尚须努力

　　2009年3月31日，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后，政府部门第一次要依法公布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日子。公安部、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档案局……各省各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相继上网。

　　4月初，媒体公布了广州接到25万份信息公开申请，而有的城市只接到1件的消息。在这个第一次交答卷的日子，舆论监督的力量基本到位。多个第一案和民间行动得到了及时的报道和追踪，专家或报纸的时评也都基本切准了法律实施中的要害。但也要看到，更多见于报端的还是空洞无物的格式化新闻，与事实上已经数目庞大的公众信息需求相比，媒体的介入程度度还远远不够。

　　（作者单位：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北京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