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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2009年07月08日10:55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蒋高明(章轲/摄)

    专家简介:

    蒋高明,1964年出生,山东平邑县人,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3年获该所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蒋高明: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记者:冯永锋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大概是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中,对自然界最为信任的人。

当他发现自然界的神奇之后,凭着对自然界的高度信任,设计了诸多科研思路,写了大量“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文章。

  他的一个同行问:“如果自然界那么有力量,那还要我们这些科学家做什么?”蒋高明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么多科学家做的研究都没什么用甚至适得其反,那还真不如不要科学家。”

  其实蒋高明很清楚,科学家是重要的,尤其是科学家能够起到决策纠偏作用的时候。无论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科学,都得“做自然人,行生态事”。

  ■无为而治的观点提出后,先是被嗤之以鼻,然后是不屑一顾,最后竟是刮目相看

  2009年3月19日,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奖项“第三届SEE·TNC生态奖”评审结果初步揭晓,这一届增加了环境报道奖,准备给20名写出优秀环保作品的记者及“公民环境记者”们,每人颁发10000元的奖金。

  “蒋高明的博客”也是候选者之一,但最终没有入选。大概是在环境危急时代,报道环保事件、揭露生态伤害真相的报道,比较容易打动人,而蒋高明的“建设性报道”就得让让道。但评委们也给了蒋高明高度评价,认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够长期在自己的博客上一篇一篇地写通俗易懂、激发公众理解科学的文章,确实难能可贵。

  蒋高明的作品,几乎都与生态保护有关。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句话也是他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蒋高明这样的生态学家们,喜欢用一个词,叫“自然阈值”,就是自然基因还有可能复壮的底线值。

  蒋高明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无为而治,恢复草原”。他们认为,其实许多地方,并没有退化,种子还在,基因还在,只要来场雨水,只要你不再剥它的皮抽它的筋,它有能力复壮自己。因此,说一些地方沙化、退化,其实是一个误会。

  蒋高明说:“在正蓝旗巴音呼舒嘎查长达8年的生态恢复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自然力。人们过分自信其拥有的技术,并乐此不疲,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屡次失败后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无为而治’这个观点最初提出的时候,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首先是‘嗤之以鼻’,然后是‘不屑一顾’,最后竟是‘刮目相看’了。

  “要说服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普通公众、大中学生、甚至科学家本身都是相当漫长的过程。无为而治,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比什么都做还要艰难得多。解放自然力,就必须跟人打交道,这就跳出了恢复生态学或者自然科学的范畴了,而要和那些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部门或者个人打交道,难度就更大了。

  “我们2000年开展试验,2001年提出‘以地养地’和‘自然力恢复’,2006年提出‘畜南下、禽北上’恢复草原等观点,我几乎用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报告我们的发现。有时仅从理论出发说服力差,还要亲自带人下去参观和展示。仅2003年,我就17次带领不同身份的人进入浑善达克沙地,介绍我们的试验。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面对沙化的土地,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基层领导说:“封起来就长草了”

  2000年,为了遏制沙化趋势,国家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国科学院西部办公室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陕西、四川启动了五个生态恢复试验区示范项目,其中在内蒙古启动了“浑善达克和京北农牧交错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试验示范研究”重大课题。蒋高明成为浑善达克腹地正蓝旗试验区的负责人。

  一开始,蒋高明也不知道怎么做,也是设计防风带,也是种树,最多想到的是“科学治沙”,种一种当地树种。可是三年之后,种的十万株树全部死掉。

  好在他有两个导师。一是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时的导师布莱德什教授、世界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说:“有时生态恢复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实现。”但是这样的区域不能越过自然修复的阈值。另一个导师是当地群众和基层领导。面对沙化的土地,基层领导告诉他:“封起来就长草了。”

  问题在于:如果都封起来,牲口吃什么?

  他们从中科院遗传所找到一种生长期只有3个月的英红玉米,这种玉米不需要它结棒子,只需要生产玉米秸就行。于是,就有了“以地养地”。以一小块地,养退化的土地,让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在这样的思路下,巴音胡舒嘎查围封了4万亩土地,是这个嘎查土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拿出1000亩地,种英红玉米,作为牛羊的饲料。

  2001年,平均亩产400公斤,2002年,就高达6000公斤。同时,围起来的草原,草长到半人高了。这么高的草,连当地牧民都没有见过。同时,沙地榆的疏林种群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以前靠人工种植难以成活的小红柳,三年之后就开始自然生长。

  自然界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需要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但生态系统也如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适应环境和自我修复的各种能力。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修复的过程可以简单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促使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

  仅仅几年时间,巴音胡舒4万亩严重退化的沙地草地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除植被恢复外,野生动物也纷纷回来了。试验取得成功后,周围嘎查纷纷仿效,过去一些严重退化的流动沙丘已经覆盖了良好的植被。

  蒋高明说:“2008年7月初,一个电视台记者采访我们的试验成果,想在周围几百平方公里内寻找一些严重退化的沙地作为对照,驱车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只好用一个小沙丘作为背景,结束了采访。我们也经历了人工种树、飞机播种的弯路,最后放弃了人为的努力,转向改变牧民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增加牧民就业等,将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放心地交给大自然去做。

  大部分生态退化没有超过生态阈值的地方,均可借助自然力恢复,人工恢复应为辅助措施。自然力恢复尤其适合广阔的沙地草地、草原、荒漠、南方山地、北方山地之阴坡等。因为那些区域土壤保存较好,且具备植物生长所必需的水、热、光、养分等有利条件。在地广人稀的区域,更应提倡自然力恢复,避免将经费浪费在人的无效劳动上,如干旱区造林就得不偿失。”

  ■禽畜可以“南北对调”吗?在产粮区利用秸秆养牲畜,在草原上养鸡

  “借自然之力”其实还有一种更宏大的想法,化成六个字,就是“畜南下,禽北上”。

  先说畜南下。蒋高明认为,在人们潜意识里,粮食就是小麦、水稻、玉米、高粱、谷子等作物的籽粒,其比例占地上部生物量的40%-50%(即收获指数), 其余50%-60%则被认为是废弃物,农学家一般看不上眼。于是秸秆被农民在田间地头大量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物质资源浪费。

  其实,农民烧掉的部分,和粮食一样都是光合作用产物,都含有能量和营养物质。虽然人类不吃秸秆,但是牛、羊、鹅等食草动物则喜食。动物消化秸秆后,即可转变成优质的蛋白质,同样可为人类提供食物。因此,一向被人们废弃的秸秆也应是“粮食”的组成部分,这个“粮食”被已故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称为“大粮食”。蒋高明认为,相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其他种种途径,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最容易实现的目标是向秸秆要“粮”。“我这是与袁隆平不一样的一条路。他的办法是提高粮食的单产,而我的想法是向传统粮食之外去要粮。”

  2005年以来,蒋高明的研究小组在山东临沂市平邑县蒋家庄(也就是他的老家),开展了“畜南下”试验,即利用农区秸秆取代草原上的草,发展秸秆养殖业。研究小组随机选择20头肉牛,进行了严格的秸秆育肥实验,阶段性成果令人鼓舞。蒋高明介绍说,在短短4个月的育肥期中,每头牛平均获益可达930元。在进行试验的山村,有土地1000多亩,年生产秸秆800吨,以及大量的麦麸等辅料,可育肥牛457头(以每牛平均增重500斤计算),带来约171万元的经济收入,是粮食收入的3.4倍。如育肥期延长至6个月,效益会更好。

  我国农区每年生产的秸秆量,是天然草原2.33倍。如将7亿吨作物秸秆中的3.5亿吨配若干精饲料变“废”为“宝”,至少可以养牛0.5亿头,其中,肉牛3375万头(等于我国牛肉现产量);奶牛1625万头,日产牛奶3.5亿公斤,相当于每年从秸秆中收获了1.25亿吨粮和1.27亿吨奶。

  因此,中国畜牧业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传统牧区,其生产力不仅制约了畜牧业发展,还付出了昂贵的生态成本。如2002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2亿元,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近100亿,净效益只有十几个亿;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701亿元,国家基本没有投入生态退化治理的费用。

  中国草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堃是蒋高明的朋友,他对“畜南下”没有疑义,因为即使没有科学家在做研究,畜也已经南下了。问题在于为什么要禽北上?

  我国有耕地18亿亩,草原60亿亩。几千年来,人们潜意识里草原就是放牧的场所,牧民增收就得依靠牲畜头数。可是过度放牧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灾害,而“文革”期间“靠天吃饭”的草原农业也被证明是场灾难。实际上,草原上各种昆虫、草籽、嫩叶、灌木籽、树种,都是很好的“粮食”。这些“粮食”人虽无法下口,牛羊也不屑采食(草叶除外),但两条腿的鸡则非常喜欢。

  2007年,蒋高明研究小组自筹资金在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和山东平邑县蒋家庄丰产林下各开展了养鸡试验。一个生长季节下来,草原上2000只鸡消耗粮食2300公斤,而在山东则高达4838公斤。草原生态养鸡平均每只可省粮2.27公斤,节粮率达52%。省出来的“粮食”完全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是那些虫子、种子和嫩叶换的。草原是后备粮仓,但要由鸡去“开荒”。

  草原养鸡经济效益也不菲。试验表明,每只鸡在草原上耗粮仅5元左右,不计人工成本,每只净赚15元以上。“禽北上”草原可为牧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吸引牧民不离土并为国家生产“粮食”。“以禽代畜”还可以消除牲口对草原的破坏,恢复草原。

  ■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回忆起来,很是酸楚,但也很有意思

  对蒋高明来说,作为科学家到处宣讲自己研究发现的过程,其实就是讲真话并为之付出代价的过程。它与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他对有些事一直记忆犹新。“现在回忆起来,很是酸楚,但也很有意思,仔细琢磨起来,还很有哲理呢。”

  第一件事,是打死猪的故事。大约是蒋高明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群孩子在农民的菜地边玩耍,忽然从地里窜出一头小黑猪来。男孩子们太淘气了,一哄而上地去追赶那只可怜的小猪,还不断地拿土坷垃砸它。也许是猪太小了,也许是一个叫刘安的大孩子扔出去的土块太大了,且打到了小猪要害的脑袋部位,只听得小黑猪尖叫一声,在地下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这下子,小伙伴们都知道惹大祸了。

  “果然,邻居家的女主人发现了死猪,开始大骂。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说出来。我当时感觉到对不起她们家,就鼓足勇气承认了错误。她很狡诈,见我人小,就套我的话,问我是谁打死的,只要我说出来了,她不会去找任何人麻烦的,否则就找我的家长评理。我经不住她的承诺和吓唬,就老老实实告诉她,猪是被刘安打死的。她立即变了脸,提起死猪找那个大孩子的家长去了。随后的事情自然是一片哭闹,刘安家只好赔偿损失。以后的日子我被刘安追着打。从此,我心里朦胧地感觉到,讲真话是要付出挨揍的代价的。”

  第二件是卖鸡的故事。蒋高明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突然闹起鸡瘟来,庄户人家的鸡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能眼瞅着鸡都死去,得想出些法子。父亲把家里唯一的大公鸡交给蒋高明和他哥哥去卖,想减少损失,尽管大公鸡还没有得病。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卖东西,感觉有些好玩的。可真到了集市上,就不是那么好玩了。都是看的多,买的少。大约到了晌午头了,有人来了,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他反复看了看鸡,基本相中了,也问好了价。但临到成交了,他忽然似乎非常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庄有瘟鸡吗?’如果不是我多嘴,让哥哥来回答,保管就没事了。可是我太实诚了,也太急迫卖鸡了,说‘有’,说这话的时候脸都红了,但马上补充道:‘可俺家的鸡没有瘟。’白大褂立即站起身来,说再看看别的去。哥哥冲我飞来两脚:‘就你多嘴!’我太委屈了,眼泪都出来了。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只要能卖出去,反正是卖给人吃的,关你屁事。这是哥哥的逻辑,也是许多人的逻辑。卖不出去的鸡只好抱回家去,又舍不得杀,一直等到大公鸡得了瘟病死去,一家人才将瘟鸡美餐了一顿。”

  第三件事让他初次明白了生态学家讲真话需要勇气。1985年9月,蒋高明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导师要他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蒋高明选择了承德。

  蒋高明开始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有一天,蒋高明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景象:那些栽植于清咸丰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为什么死了也无人问津呢?

  蒋高明调查了近100棵古松,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很有可能死亡原因是人为引起的。当地有位专家告诉蒋高明,他们早都发现,古松以每年26.5棵的速度死亡,如不保护,30年后将在避暑山庄消失,只是碍于诸多压力,一直不敢反映。

  蒋高明想,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写了一篇文章“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第二天,该报刊发了这篇文章,不久《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承德市政府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文章中提到的古树。当地一些专家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蒋高明的话是真的,并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抢救濒死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

  “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2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娄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冯永锋)

  

(责任编辑: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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