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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二人转:绿色选择与绿色供应链(组图)

2009年08月05日12:36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搜狐绿色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月度环保沙龙

    韩家寰VS马军

马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二等奖获得者
马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二等奖获得者

  马军的故事

  马军:大家好!非常感主持人冯永峰刚才的介绍,也感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企业家韩总进行一个对话,二人转,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功力,二人转是现在很火的一种艺术形式,我想它以通俗幽默的方式来进行,但是我个人倾向于通常过于严肃,所以也许有做不到的地方,大家多包涵。

  按照流程,我先介绍一下我作为个人是如何和环保发生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作为一个机构现在又如何开展环境保护的工作?

  9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媒体工作,有机会在全国的一些地区去走去看,我所看到的山山水水和我心目中的自然山水的印象,来自于典籍,来自于当年的学习的印象,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开始给我比较多的触动。

  我们都知道从北京向南走的时候,有一条一条巨大的干涸床,从永定河开始,大概几百米的河一条接一条都没有水,包括一直延伸到的黄河,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的情况。而到了南方,一些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城市,都没有足够的水用,因为他们的河网遭到了水电的污染,当时这些都给了我很深的触动。

  中间当然也有一些行程是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比如有一次去山西,其实我每一次采访的行程,很多都不是为了环境保护这个目的去的,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项目,但这个过程中,往往都是这些环境、资源的情况引起了我的关注,比如说当时去山西,沿着汾河土地一路走下来,汾河在我的印象中间,它应该是像汉武帝的秋风词写的,它应该是扬清波,清凌凌的水,但是当时是暮春时节,汾河就没有水,正好遇到一场春雨下来,从每一个山谷、每一个黄土的沟里面流出来的水,除了水的颜色,其他什么颜色都有,铁红的铜锈、红绿色的还有各种各样紫的蓝的乌黑的一些颜色,作为人你就很容易去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河流到底怎么了?随着进一步的这些工作,一些后续调研的工作,可能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我们把河流怎么了?

  就是这样我逐渐的开始有一些这样的意识,再有一次旅行,当时洞庭湖也是发生了洪水,那里每年都是要么洪水,要么干旱,洪水之后我们去洞庭湖做了一个考察,沿湖去转一圈调研,在我的头脑当中洞庭湖是曾经的中国第一大湖,但是到了那儿,看到的基本上可以用“洞庭河”来形容,生态退化非常严重,原因又是什么?这又让我想起来,还有一次到三峡,在三峡看到的也不是历史上所形容的“无边落木萧萧下”,基本上都是荒山秃岭……,当这些林木被破坏以后,大量的泥土沙石随着水土流失,进入到我们的河里面,污染了这些平原上的湖泊,这一些都是引起思考的。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比较难以忘怀的情节,很多的家里面二层都留下了水印,洪水一直淹到了二层,留下泥的印记。大量的树林上挂满了白色的塑料袋,当时有很多人在洪水中失去了生命,就好像是空中的白帆似的,是洪水来的时候把塑料袋冲到树枝上面,但是在我们去的时候水位又降低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自然生态发生了很大的退化。

  真正触发我想这个事儿是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当时有机会和这些技术人员,一些主管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他们也提到说,实际上历史上黄河水害是非常严重的,50年治黄方法有了成功的经验,当时我听到以后比较吃惊,在下游不远的地方,这条河已经干涸了几个月,黄河断流了几个月,但如果这样一种治河的方式被认为是成功的话,跟我所想象的治河方法差别比较大。

  最终在98大水严防死守和母亲河殊死搏斗的一个状态中,我开始把这些情况落实到文字上面,做了后期的调研、研究的工作,形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这本书谈到了七大流域所面临的缺水、生态污染、恶化的问题,着重指出以工程治水的方略是不能解决我们的水资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样的纯工程的治理方略,中国很多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水危机。这本书完成了以后,在我来讲,其实就应该放下了,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心结,我了解了这个事情,做完了,我可以放下来做正常的工作,但是之后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目标读者,他们就找过来,这里面既有像大家一样,有很多是来自于环保组织,来自于媒体和研究机构,来自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人士,包括我们的一些主管环境和资源的官员,他们找过来,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这个结论我们认同了,但是解决之道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在媒体工作,永峰知道,媒体的特点是善于发现问题,阐述这些问题,但是解决之道需要更加专业的研究,所以这个方向并非我的长项,我自己也没有水利的背景,但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推动,使得我不得不去做更深的探讨,直到有一天我说,我一天一天站到讲台上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恐怕我必须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当时正好有一家咨询公司找我,一个环境咨询公司,我就加入进去了,我们的主要的客户都是大型的企业,像韩总这样非常大型的企业,很多是500强的企业,我们是给他们提供环保的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咨询。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悉了企业的环境和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管理,特别是熟悉了供应链的管理,这对我现在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当时几家大型的跨国公司提出来,让我们帮助他设计中国的供应链的管理体系,我们最终就设计了涵盖了环保、职业健康安全和劳工的一套管理体系,运用这套体系做审核。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企业是有可能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个同盟军,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出于种种考虑,他们开始认真的对待环境保护,而且我发现,如果企业关注这个工作的话,它的效率常常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它对自身企业环境的管理,还是说它透过它的供应链把压力传递下去,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它的供应商中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对周围的环境,包括对我们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兄弟姐妹都有很多的影响,但是年复一年的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在交罚款,而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当大型的企业以订单、以数百万美元的订单作为一个压力压下去的时候,这些企业改进的速度常常是出乎意料,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制造出非常完备的一套文件体系,而且张榜公布,当你看到很多的男工、女工围在食堂前面看,他们作为劳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工厂应该做好哪些方面。这种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就是一定要创造一个条件,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环境保护的工作当中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不能认为企业家可能就是愿意说,这是我的本能,我的心就是要这么做,与大企业交往的过程中细看起来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还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从一开始并不太认同这样的事情,因为会增加成本,会增加管理的难度,到后来在各个利益方共同的互动,一种压力的过程中间,包括在西方的环保组织、劳工组织、政府的部门包括媒体共同对它的一个监控,企业感觉到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多大型的企业它选择这样做,一开始可能是有所被动的,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先行一步的企业会变得主动,于是他更愿意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当时在离开这家咨询公司的时候,所写下的,是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思考的,到底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们也思考了很多很多办法,对于水资源集中的调控和分配,比如说加强执法,比如说执法方面的介入,特别是市场化的手段,比如水价的提升促进节水,这些我们都是去思考过,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的,但是里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动力,原始的最初的动力到底应该来自于什么地方?我在离开这个咨询公司之前最后的一个项目,题目叫做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终极动力来源。这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的结论。

  之后,我有幸选为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去做访问学者的项目,在耶鲁大学一年的时间里面,我基本上做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环境管理体系的一个对比性的研究,对他们的环保的政策和法规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研究,看到他们其实也走过了这样的一个道路,在6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美国他们的污染相当严重,之后民众表达了他们的声音,通过地球日,各种各样的方式,最终这种压力传递到他们的立法机构,制订了这些环保的法规,最后传递到行政机构建立了环保局,专门负责这样的事情,传递到司法机构,他们去执行,最终这个问题在公众广泛的参与中间,企业最后认同了,也要做好环境保护的工作,最后严重的污染的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

  在我们这边,可能也需要学习一些经验,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别人的一些法规,包括排放的标准,包括像环境影响评价这样的制度,但是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一做就走形了呢?20多年环评的过程为什么没有能够像西方那样,把最为污染,污染最重,生态破坏最严重的项目挡在建设的范围之外呢?所以这个方面最终回到了还是应该有一个多个利益方共同积极参与,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的安排。而这个架构的安排中,各个利益方应该怎么互动?怎么样开始?我想中国也需要一个起点,起点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其实公众参与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环境信息的公开,如果公众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常常没有办法有效的参与,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参与?如何参与?而且参与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信息公开也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切入点。

  于是回到中国以后,我除了继续和环保组织,地球村、自然之友这样的机构继续进行很多的项目,做一些咨询的工作,另外呢我认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做环境信息公开的信息,06年我们成立了公共环境中心,第一个项目是做中国水污染地图,它实际上是环境信息公开和我所比较了解的也认为比较重要的水资源问题的一个结合点,一个全国的水污染的数据库,经过了一番努力,搭建起来,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水污染第一期,为大家提供31个省300个地级市水质排放和污染源的信息,公众获得这些信息以后,一些隐藏在下面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比如说第一期出来以后,一些媒体就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的特点是:把国家很厚的资料录入到一个数据库里的时候,它就可以排名,排名中间,大家就可以对比,有一些省份,比如说湖南,它在五种重金属和氢化物有毒物质当中排放量它全部全国第一,它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水何以堪?人何以堪?现在湖南正在大规模的进行湘江的治理,一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但是,逐渐的大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和企业切身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有一个企业监管的记录栏目,在这个栏目里面,我们第一期列入了2500家的企业,这都是各地政府部门超标违规的企业,我们把它点点滴滴搜集在一起放在里面,当公众获得这些信息的时候,一些企业感觉到了压力,到了那一年11月份的时候,有了第一家企业打过来一个电话,说希望在他们约定的那个地点进行一次交流,到了那边他们是一个负责公关的副总,他就说,他是一家很大的美国企业,他介绍说我们负责亚洲的总裁在香港吃早餐的时候,拿起一份早报一读,说竟然说我们是污染企业,他大吃一惊,因为环境保护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竞争优势之所在,是他们品牌核心价值的部分,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比较愤怒,电话打到了中国的部门,说全体的,因为当时是11月份,全体的年终奖取消,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当然也看到了,说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也提到了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做一个项目,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因为他负责的就是这个方向,可能他比较熟悉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我后来解释说,我们这边不能做这样的安排,我们也不要做什么合作的项目,我们只需要你能够提供说这些问题切实的已经得到了解决就可以,这样这一家企业就和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交流。因为他是负责公关的,他也不太懂我们提到的环境方面的问题,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派来了他负责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相关专业的经理,沟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

  在此之后,我们的记录,当然随着中国环境信息,政府信息公开不断的拓展,我们的记录也在不断的增加,名单也在不断的扩展,从那个时候是2500条在我们的水污染库里面,到昨天突破了35000条。我想,这中间很大程度上确实体现了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中国政府确实迈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步伐,因为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政府部门,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提出哪些企业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最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随着我们记录在延伸,更多的企业和我们进行了沟通。其中有很多企业提到说,我不想在那个名单上,除了做说明以外,我一定要下来,我不要在那个上面呆着。按我个人的想法,留在那儿还有个好处,可以鞭策自己,做出了说明,大家对你有更好的认识,但是很多企业大概是年终奖或者其他的因素起作用,他很希望这事儿完了就完了,这样我自己也觉得需要鼓励他们做这样的整改,就设计了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除了让他们可以提出自身的解释和说明,可以提供政府后续监测的结果以外,还可以经过一个第三方审核的流程,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咨询公司的一段经历,使得我们有能力去和专家一起开发了第三方审核的流程,这个流程能够让企业对它当时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后来进行了什么样的整改,它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不是基本到位?它的硬件设施的能力包括它的管网是不是适当,这些能够进行一个综合的比较深入的审核,最终向公众说明,这一家企业已经做好了。

  这个审核的流程中,我们当时是和20家其他的环保组织一起去追溯了这样的一个流程,这20家基本上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审核的过程一定要环保组织有参与,因为要去监督这样的一个审核的流程,在中国诚信还是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我当时在做咨询公司的时候,我知道,当你拿了别人的钱去给他做审核的时候,这个压力还是在你身上会起作用的,我当时其实在咨询公司也很想找到一个环保组织能够去在旁边给我们证明一下,但是当时比较难找到,因为大家不太理解说,环境管理体系到底要说什么,审核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就说这个审核的过程我们看过,全程参与,最终把专业的报告写成一个公众可以看的一个报告,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去掉,这样的话让公众可以了解,最终这个报告要交给20家其他的环保组织,7天之内,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这个记录才能够删除,也就是说删除的权利也并不在我这儿,而是有一个集体的公议,现在差不多有30家的企业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审核的过程,这里面也有记录在他们证明他们改变好以后得以去除。但是一开始的100家企业来的基本上都是跨国公司。我想这100家企业,虽然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他每一次的改进对当地的社区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毕竟这只是沧海一粟,与数万条的记录相比,这个规模非常小,大量的本土的企业包括来自于香港、台湾、韩国这一些企业,对于这种公众压力并不是像跨国公司那么敏感,最终还是回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动力,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找到说一个本土的动力,那么我们如何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动力去促进问题的解决,促进本土的企业能够去做更多的和公共互动。

  我们想到通过供应链的方向,在咨询公司了解到的供应链体系的方向,用我们的数据库开发了一个供应链管理体系,道理很简单,它有成千上万的供货商,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企业的超标违规的记录,如果把这两个名单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过去5年里面,他的供货商里面有没有被政府公开处罚的企业,有的话可以促使他做一定程度的改进,在这个里面我们交流了一些企业,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企业和我们一轮一轮谈判,但至今毫无结果,包括欧盟商会,我们起码进行了五轮的谈判,从一开始我们的动机何在,到最后这些记录是不是严谨?是不是可靠?流程是不是严谨?都经过了很多的研究,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非常积极的去运用这样的一套体系,管理他的供货商,比如香港一家大的衬衫体系叫易达,就在运用这个体系,美国沃尔玛、耐克公司他们也会定期去筛选这些名单,发现问题就打电话,说发现有这样一个记录,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说明了以后可以整改,他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在两个月以前推动了一家中国本土的企业去接受了第三方的审核,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发现,这家企业是一家做衬衫的企业,纺织的企业,它的排放原本有问题,经过了大量的整改,实际上环保局查处它的问题解决了,但是COD依然超过国家指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它就面临着说,我是上一套新的污染处理设施还是采取一些更加有创造性的方式解决呢?和这些专业的审核人员经过反复的探讨,终于他们下定了决心,走技术创新之路,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有了一个新的衬衫的产品,同时,他并没有增加成本,所以这些方向上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

  我认为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环境保护从10年之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在于说,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已经有了飞跃式的提高,那个时候说水的问题或者说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问题,现在是被经常谈到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政府部门已经在回应公众的不断提升的环保意识,调整了发展观,试图去改进发展,但是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在实践中间如何落实?如何落实,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找到环境保护的一个动力?这种动力的源泉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大程度上,很多的方面包括执法不严、我们的资源成本过低、大型的跨国公司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只问价格,不问环保,共同产生了一个向下竞争的动力,这些都是环境保护的一个破坏的力量,那么如何把这些方面调整过来,去让它形成一个正向的积极动力,我想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希望我们和其他的利益方包括像韩总这样的优秀的企业去交流、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去探讨,寻找到那样的一个动力的源泉,去克服中国现在所存在的严重的环境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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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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