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10人在沙漠旅行，2人把他们发现的绿洲之水一半都喝了，尽管剩下的人会指责前面2人行为，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无休止争论，而是在于寻找下一个绿洲。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副所长奥特马·埃登霍夫尔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用一则故事回答了他理想中什么应该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态度。

　　然而，无休止争论依旧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场上和场下时间已然所剩无几。哥本哈根的逼近，与谈判的进程之慢交织一处，令人赧然又如芒在背。

　　“赶场”哥本哈根

　　尽管离哥本哈根还有68天，然而这期间，仅仅只剩下曼谷联合国2009年第四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和11月的巴塞罗那会议，两者的框架内谈判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天。

　　带着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各国领袖作出的最新政治承诺，各国气候谈判代表于9月28日~10月9日在曼谷迈上征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UNFCCC）伊福·德布尔，在大连达沃斯会议期间接受CBN记者采访时也坦言“以目前所剩无几的时间来起草一个全面的国际条约是不可能的”。

　　他目前无疑正扮演着一个“微妙”的角色：在中国参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他指责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在美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期间，他又通过赞扬中国的减排成绩为美国施加压力。

　　此次，在曼谷会议的全体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面前，德布尔则称“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给予了你们想要达到成功谈判的支持”，且“世界各国领袖都显示他们的决心，即在交易达成前，都将一直在个人层面上接触此事，并在达成协议方面对你们给予支持”。

　　德布尔表示：“在接下来的气候变化峰会上，诸位已被授予了诸国国内的最高支持，使你们在谈判中可以大胆向前，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实际上，德布尔已不奢望一个面面俱到、各处公平的哥本哈根条约，在此前的采访中，他对CBN记者表示，他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可以做到的是形成在减排目标、责任、资金资助和资金管理四方面的政策共识。

　　而所期望达成的共识，可以分化为下述五点：首先，加强对于最脆弱和最贫困国家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帮助行动。

　　其次，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制定与科学相符的孔武有力的排放减排目标。

　　再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作出合理的国内减缓行动，并辅以适当的支持。

　　第四，对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方面的减缓行动，进行大幅度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支持。

　　最后，建立公正的管理结构，管理和实施上述帮助。

　　唯有达成上述五点共识，在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决定2012~2017年全球减排协议时，各国才可以在“工业国家必须于2020年前，减少20%~40%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积极控制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方面取得切实协议，最终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必须于2015开始减少，并开始持续下降。

　　从目前的政治意愿聚合度而言，气候变化的谈判者恐怕并不希望哥本哈根变成另一个“多哈回合”。

　　在巴厘岛会议以来的多轮谈判中，各国谈判代表也已经在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所应采取的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而排放的温室气体、技术、能力建设，以及援助资金的机构安排等方面取得进展。

　　上述“五点”中的任意一项，都有可能成为“交易破坏者”。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对CBN记者表示，哥本哈根恐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政治性意愿聚合后，达成一份类似于新路线图式的共识。

　　“进行谈判时都会有基础性的技术点，如果达到某一个点则需要有一个基线，那么2摄氏度（升温），以及对此作出的850亿吨的碳排放限，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意义。”埃登霍夫尔说。

　　他表示，最终目标是必须让发达国家在2050年降低排放量的80%，实现850亿吨的碳减排，而哥本哈根的召开，应可以达成中期目标（2020），确定在一个范围内的减排量并分配给不同的国家。

　　中国姿态督促美国

　　除了确定减排年限以及国家间分配外，埃登霍夫尔对记者表示，亟须在哥本哈根得到落实的，还有各国减排路线图，否则是空谈。

　　就在刚刚落幕的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元首纷纷重申承诺或宣布了新的碳减排计划。

　　其中，除中国的新减排计划以及日本新首相鸠山公开承诺日本将在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5%之外，依旧是老生常谈。欧盟表示愿意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30%，条件是其他工业化国家也这样做。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举步维艰并未得到太多同情，亦未能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印度和欧洲代表，也令哥本哈根谈判前景陷入不乐观情绪之中。

　　目前奥巴马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呼吁”美国国会制定全面的清洁能源的法律，使排放在2020年比2005年减少14%，在2050年比2005年减少83%。

　　而正如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对CBN记者分析的那样，奥巴马目前确有难处。

　　就在奥巴马在联合国毫无新意的讲话之后，美国共和党马上跳出来指责奥巴马“灵活和实际的应对全球变暖方案”之说法实际上是在试图强加碳减排。

　　与此同时，目前从UNFCCC的德布尔到各国谈判利益攸关方乃至美国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人士本身，都颇有些期待中国的减排决心可以对美国国内政治有所触动和辅助。

　　一位曾经接触谈判的业内人士对CBN记者表示，美国长期以中印两国不作为为借口，搪塞其他西方国家，掩盖自己不作为的真实行为，此次正是在美国本土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此平台上，清晰宣布中国的减排信号，令美国以往之用意无处逃遁。

　　“中国政府在解决气候危机方面日益增长的雄心壮志，将促使总统奥巴马必须拿出同样的姿态，来强化美国的气候承诺。”绿色和平美国的全球变暖行动项目负责人默勒（Damon　Moglen）表示，“面对目前美国国会的消极态度，人们期待奥巴马总统能发挥领袖号召力，承诺美国大幅减排目标，并且资助国际间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制定国家碳减排计划”敦促之下，作出了圆满回应。

　　在此方面，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显著下降”已经是表示要减排。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提出“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等共四项主张。

　　之所以没有量化减排指标，在吕学都看来，给出具体数字，需要大量研究分析，但是方向是定下来的，是“非常宏伟的计划与明显的降低，绝对的减排量来算量会非常大”。

　　不过，例如“到2010年降低能源消耗10%”这一项指标实现就非常困难，吕学都指出，如果现在提到变成国际政策，就需要更为慎重。

　　总体而言，中国秉持用更少的能源消耗、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支持更高经济增长，而这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期中，是没有一个做到的。吕学都表示，他们的能源弹性系数都是1以上　，即能源增长高于GDP增长，而我们是在往下降。

　　资金和技术支持渺茫

　　不过，引人关注的资金问题恐不会取得太大的突破。陈迎表示，就算是已经表示出资的欧盟，也是用出资换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减排的让步。

　　陈迎对CBN记者表示，她个人在资金问题的进展方面，不做太多期待。

　　目前，欧盟表示到2020年为止，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1000亿欧元应对气候变化，其中发达国家应提供220亿欧元到5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欧盟愿意承担10%到30%的责任。

　　而且一旦对方出钱的话就需要有非常详细的核查和验证，这将带来巨大的麻烦，例如国际核查等。陈迎表示，中国可能倾向自行申报，而其中会牵扯一系列潜在复杂问题。

　　如果说欧盟还可以提供“诱饵”，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应先承诺我们后资助”的态度，令双方更无法合拍。

　　且在资金方面，美国方面也更不乐观：根据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本月所作的一次听证在资金方面的解释，美国在2012~2020年期间，最多可以提供370亿~710亿美元，其中在防止森林采伐方面可以提供270亿~550亿美元，在清洁能源方面可以提供50亿~110亿美元，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可以提供50亿~110亿美元。

　　“这也还仅仅是个建议，不一定能够通过。”喻捷表示，这是通过拍卖核证减排量（CER）来筹集资金。

　　“从我们理解，这个提议在林业这一方面量还是很大，确实可以减少这方面的排放。而在气候适应方面数字很少，气候适应原则上每年都需要千亿以上资金。”吕学都表示，这是美国积极的一个进步，应该受到鼓励的，但是确实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专门筹措资金的机制，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并做到资金量“可预见”，吕学都表示，建立为技术转让提供稳定资金来源的解决方案。

　　不过目前以欧盟的方案而言，其中资助资金的40%也是寄希望于国际碳市场的交易。

　　不能不提的是，即便资金有限，在上述欧盟或美国出台的资金转移方案中，还存在着将发展中国家分层的行为。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CBN刊发独家文章指出，“主要发展中国家与他们所谓的“一切照旧”的道路相比，必须采取行动，到2020年止，大幅减少相对排放量。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侧重于制定低碳增长计划——以在必要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基础上——指导他们的长期发展道路。

　　“把发展中国家区分开，中国是最为反对的，发展中国家整体不会接受。”吕学都表示，至于美国的前述方案，也不清楚是不是面向所有的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