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已经规定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即2008年至2012年，其温室气体排放应当比1990年的水准平均至少削减5％。

　　2007年12月3日至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3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

　　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之外，还有多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气候变化对话和谈判。但正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此次大会的部长级会议上发言时所强调，《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框架，其所确立的目标、原则、承诺和合作模式必须长期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是协商各国应采取措施、协调各国应采取行动的最为正统也是最为有效的场所。

　　在巴厘岛谈判上，审时度势的中国代表团提出将《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机制转换为正式的特设工作小组，讨论所有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当然也包括美国。此外，中国还首次正式提出，在发达国家提供相应支持，即建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也应通过政策措施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并同意将在200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5次会议上完成最终谈判。

　　“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京都议定书》的特设工作组将继续谈判，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之后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实际上，该进程在200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上已经启动，巴厘岛会议则制定了特设工作组完成的具体时间表。

　　更重要的是，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 ，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仍然是《公约》的缔约方。

　　《巴厘岛行动计划》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由于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反对，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至40%”的主张没有被清晰地写进这份决议的正文。决议只是在其脚注中提到，应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的相应内容。

　　欧盟主张的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也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2008年1月30日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二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上就强调，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极其困难，这意味着到2050年全球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能超过104亿吨，即使发达国家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发展中国家也要在2005年142亿吨的基础上减少38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解振华说，中国、印度近年来少排放的温室气体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所承诺的减排总量，而发达国家的排放不减反升，仅2004年就比1990年增长多达11%。

　　《巴厘岛行动计划》第1(b)(i)条款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不同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与其国情相符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包括量化的减排和限排目标，同时要确保发达国家减排努力之间的可比性。

　　实际上，该条款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因为《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已经开始谈判其他发达国家未来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所以，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该条款下的减排义务，与《京都议定书》之下其他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具有“可比性”。而美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依据不同的国情”等字眼，弱化了它将来可能作出的承诺。

　　但无论如何，《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机制转换为正式的工作小组，美国已经搭上了车，今后的谈判中可以名正言顺地讨论其减排承诺问题。

　　《巴厘岛行动计划》第1(b)( i i)条款则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而发达国家提供的上述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都应该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by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pported and enabled by technology, financing and capacity-building, in a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anner.)

　　“巴厘岛路线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司长、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在大会总结发言时将上述四个方面比喻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轮子”。他表示，欢迎美国搭上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班车，虽然美国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但至少这班车可以开动了”。

　　巴厘岛谈判之后，苏伟和中国代表团另外两位重要成员——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的吕学都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孙国顺在2008年第1期《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杂志上撰文对“巴厘岛路线图”进行了解读。其中，这篇题为《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前景展望》的文章提到：

　　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有效性，发达国家要求这种减排行动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可核证”的要求，更是严峻的挑战。但为达成协议，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妥协；与此相应，发展中国家也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有效履行的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义务，这种义务也要能够“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而且提供的支持要足够达到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国内减缓行动的程度。

　　三位作者还对“巴厘岛路线图”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巴厘岛路线图”虽已绘成，但仅是粗线条的，就连《巴厘岛行动计划》关于2009年达成结果的形式也只是含糊地使用了“结果”一词。未来两年(2008及2009年)的谈判将把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语言，将涉及各国的实质利益。可以预见，未来两年的谈判将会异常复杂和艰苦，工作量也会非常大。全世界都对这项谈判寄予厚望，希望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即在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均取得实质性进展，在2009年制定出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具有实质效果的具体的国内减缓行动。这样，从2013年开始，所有国家都按要求履行具体的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这将为全世界描绘一幅美丽的保护全球气候的蓝图。

　　毋庸置疑，今后两年的气候变化谈判还将非常曲折，甚至可能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变化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如果作为气候变化始作俑者的发达国家不采取切实的减排措施，大幅度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而是希望借应对气候变化谋取经济优势和竞争力，为其先进环保技术寻求国际市场，那么气候变化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并可能对未来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这将是大多数致力于保护全球气候的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