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曾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多次参与全球气候谈判。

　　人类工业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各国对12月底哥本哈根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普遍寄予厚望，这次大会被喻为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

　　10月9日，丹麦政府及Project Sydicate联合主办了“从东京到哥本哈根- -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为12月份的全球变暖峰会预热。在会议上，丹麦首相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出席会议并阐述各自观点、立场，本报记者直击现场，摘录各方观点，编辑“全球变暖专题（BⅡ33-35），供读者参考。

　　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

　　为什么说12月份哥本哈根峰会如此重要，甚至被喻为“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

　　邹骥：这次峰会的重要性其实源于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现在的共识是气候变化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人类工业活动形成了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而且这种势头目前仍在加强。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已成为国际政经的最高议题之一。联合国内部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从1995年开始，每年一次，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是第15次缔约方大会。大会每年都开，为什么这次引人注目？因为按照2007年确立的巴里行动计划，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要达成下一步的减排目标协议。而且，根据巴里行动计划确立的长期合作行动计划，这次也要就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和长期共同愿景等五个方面。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它要为今后十年制定一个国际性的行动纲领，达成共识，并形成法律基础。说它是“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是一种文学用语，表明了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急迫性和这次峰会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不为未来指明方向，不能达成详细的下一步路线图，我们就会贻误历史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9月底的全球峰会上表示：“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未能达成大致协议，在道德上将是不可原谅的，在经济上将是短视的，在政治上也将是不智之举”。那么大致协议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内容？

　　邹骥：第一个是中长期愿景。未来几十年内，特别是到2050年，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应有一个大体目标，要落实到纸面上，落实到协议中去。

　　第二个是减缓，包括控排、减排和碳税等。减缓实际上是要确定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减缓行动，主要是指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尽管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对未来负有很大的责任。根据联合国气候框架协议，发达国家是要率先行动的，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减缓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根据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时间表是不同的，但大家都要行动。这次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减缓问题上要采取什么行动，也是要谈的。我们叫“国家适宜行动”，这还包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上的支持，还要谈到如何核查，如何报告、监督、评估。

　　第三个方面是适应。它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都受损失，但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抵御应对能力、科技人才资金都是很脆弱的。对这个问题，要拿出多少资金，要采用什么科技、管理措施，特别是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损失。

　　第四个问题是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问题。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如果发展中国家还延续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是不可能走出气候变化陷阱的。如果中国还沿袭美国的模式，那全球减排是没有指望的。这需要全球技术创新，如何共同研发新技术，现有的新技术如何转让到、武装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去。这就需要考虑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现有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障碍，加速先进技术的转让。

　　第五个方面就是资金，前面所说的所有事都是要落实到钱上，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其实是个全球公共治理的问题。过去工业化国家只关注本身发展，这些国家的企业只关心内部效益，不关心外部效应。但现在后遗症出现了，现在要为整个地球找出路，为了全球的这个公共利益，谁出钱，出钱的原则是什么，怎么管理，怎么能让企业愿意出钱，而又要保持它的活力，这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如果是二战后通过布雷顿森里体系建立了全球的货币制度，通过W TO建立了全球的贸易制度，通过联合国建立了全球的安全制度，那现在建立一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制度已刻不容缓，现在是个历史的转折点。

　　美欧博弈实际上在主导全球气候谈判进程

　　这是一个全球公共品供应，公共治理的危机，显然现在距离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走，现在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尤其是这次金融海啸，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进程。但一个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在博弈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同，这里面主要是哪几个利益集团在博弈？

　　邹骥：这次谈判的性质实际上是确定各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权利的。相关的博弈方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为首的散型集团。这个集团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另一个是欧盟27国；第三个是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当然这77国集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另一类就是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等，他们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在迅速上升。

　　现在各方的共同利益就是要防止全球气候变暖，但各方又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又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在整个国际气候进程中，欧盟一直试图起到领导作用，也一直摆出积极姿态，并在内部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欧盟在能源、环境、技术问题上都已经先走一步，包括很多清洁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技术，欧盟的经济更有绿色色彩。这是欧盟的一个优势，它想利用全球气候变暖，把握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把它的优势焕发出来。

　　美国长期以来能源价格低，政策控制不严，或前瞻性不够，导致美国的人均能耗非常高，因为它可以利用美元地位，利用它的军事力量布局，把成本甩到全球。但现在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美国也必须受到约束。一个人从不受约束到受约束，是很难的。而且现在全球希望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国家拿钱出来治理，这就得改变美国的基础设施，房子、空调、供暖、交通等都需要改变。这不是一件小事，美国也意识到它的困难。所以美国政府可以有不同的表态，奥巴马明显区别于前任布什的姿态，但美国的产业界、财团，那些真正掌控美国的寡头，他们是要掂量这个钱最后谁掏。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姿态更积极一些，但真正能否变成行动，困难很多，也有待进一步观察。我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流，有的甚至是我常年学术界的朋友，他们在私下也想承诺得多一些，但回国没法交代，对国会也没法交代，国会现在能答应的量非常有限。全球气候谈判的最大矛盾其实是美欧之间的矛盾。

　　美欧矛盾？

　　邹骥：国内关注气候谈判的人，往往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往往关注中美，尤其是批评美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但据我多年参与谈判的观察看，或者放在全球视野下看，全球气候博弈的关键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是美欧之间。欧洲一直在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美国要做出承诺，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找到大西洋两岸的平衡。这两方的谈判实际上是在主导国际谈判的进程。

　　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转让的艰难博弈

　　在具体的量化减排目标上，各方的分歧具体是什么？

　　邹骥：在中期减排目标上，中国提出希望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欧盟、日本等国)的减排目标，在2020年要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至少减40%，包括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但欧盟提出的是减20%，而且提出如果中国、美国做得好，它可以承诺减30%。而按照美国奥巴马政府谈判代表的表态，大体上是答应在2020年的时候，减到1990年的水平，等于没减。另外，西方发达国家(G8)达成的一个意向是在2050年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50%，但发展中国家要求重点要放在中短期的目标上，要讲求实效，如果连眼前的事情都不能达成具体的目标，谈4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避实就虚，没有太大意义，这也是一个分歧。

　　中国提出的这个减排目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认可吗？

　　邹骥：他们比我们要求得更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非常有分寸的，很温良恭俭让的。但从谈判过程看，发达国家其实很消极，甚至都不愿谈短期减排目标，而是想看看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做出减排的努力再说。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其能给予的援助程度。而对技术、资金援助这块，他们又在尽量地弱化、虚化。

　　这些年来你也一直在呼吁建立世界气候变化基金，墨西哥甚至呼吁发达国家在资金援助上要达到其GDP的0.5-1%，这些想法在这次峰会上有可能实现吗？

　　邹骥：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是O D A，联合国曾倡议拿出发达国家0.7%的G D P，这么多年都没有实现过，而且实际援助的比例越来越低。实际上就建立全球气候变化基金来说，现在全球各国共识基础很薄弱。中国主张要从发达国家公共资金部分，率先拿出一部分钱来设立这个基金，这个基金数额要比之前的全球环境基金有显著提高。全球环境基金现在是4年之内，发达国家拿出10个亿，也就是每年2.5个亿，实际上分摊到发达国家人均头上，非常少。现在若能一年拿出几百个亿，用这部分来撬动私有资金，撬动资本市场，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可行的，也是充分考虑到发达国家难处的。但这样一个想法至今没有得到积极响应。

　　除资金问题外，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全球减排的技术转让上，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得节能减排技术能在全球大规模铺开应用？

　　邹骥：对于技术转让，发达国家说减排技术都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对于资金，发达国家表示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上述托辞是缺乏政治意愿的表现。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全球的公共物品问题，全球的外部性问题，这必须要靠新机制，要突破原有市场机制的缺陷，所以这个挑战是一个最深刻的挑战，也是最艰难的。谈判历时十多年，步履维艰原因也在此。

　　全球已经有了法律基础，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它下面也有一些机构，比如履约附属机构、科技咨询附属机构，但现在要更务实，要有更具体的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更具体的法律授权，把资金机制、技术转让机制具体化。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先把框架和机构建立起来，钱的问题，技术如何转让的问题，在这次哥本哈根峰会上不可能谈得这么具体。

　　中国能否承担大国减排责任？

　　中国现在面临着空前的减排压力，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中国人均排放水平199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3%，2000年上升为60.5%，2005年则达92%，目前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固然当前仍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约为美国的1/6)，不管欧洲、美国还是小岛国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做出到2020年达到峰值的量化承诺。

　　邹骥：国际上现在在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地强调排放总量，片面地强调目标，忘记了一些道义上的考虑。第一，在历史责任上，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发达国家要负主要责任，是美欧历史上的排放造成全球变暖，发展中国家是后起的，之前没有排放，气候框架公约也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第二，中国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还都是发展问题，还要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基础设施还需要大量投入；第三，发展中国家从能力建设、技术、资金、管理上都还很薄弱，要实现减排的目标，有赖于发达国家对此的支持。

　　我常常在谈判中说“现在是穷人的代表和富人的代表在谈判”，我是在为中国武汉、南京、重庆那三个火炉子的老人谈判。长江以南这么大的地区，很多老百姓家里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供暖。我在中国的很多农村走过，很多农民没有抽水马桶，我为他们的抽水马桶而战，要为他们装上自来水管，建污水处理厂，给他们修好公路，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中国还在为这些奋斗。中国尽管这么多年来取得很大进步，但距离想做的事，想达成的目标还有很多的差距，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不能低估自己要应对的挑战。中国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还有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我们的排放更多的是基本需求的排放，发达国家的很多排放是奢侈性排放，这些是判断责任的性质、责任的程度，以及定义权利的程度、权利的性质的基础。中国要清晰地定义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而不能当“国际雷锋”。中国要承担的责任当然要承担，必须且不能回避，但如果脱离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事实、历史责任，空谈责任，就会犯错误。

　　在节能减排上，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可以说低碳经济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而对于中国能否在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国内学界也曾引发争议，一些学者也呼吁中国要勇敢承担大国责任。

　　邹骥：做不做定量的承诺，在哪年达到峰值，主要看判断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可行性？这里就要综合权衡推动温室气体排放的力量和下降力量。影响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走势有以下几个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等，一般收入水平越高，排放量也就越大。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期，要建更多的房子，跑更多的汽车，消耗更多，给7亿农民留出一定的能耗空间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的。中国要保证就业，产能肯定还会往上走，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是上升的力量。

　　下降的力量，包括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低碳经济的发展、能源结构的调整等，这些都是推动它下降的力量。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激进了，已经充分考虑下降的力量，比如现在中国开始大规模推广现今最节能的超超零界技术，大规模地上第四代核电，大规模的太阳能热化电等，研究得出的结论还是2030年以前，中国基本上达不到峰值，这里面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在推广这些技术的时候，中国“不差钱”。认为中国2020年能达到峰值，甚至认为中国2015年都能达到峰值的人士，其实是缺乏系统的分析。

　　据你的观察，这次哥本哈根峰会能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吗？

　　邹骥：谨慎乐观，谨慎是因为很复杂，我们不能有过高的期望。乐观是因为总是要前进，但到什么程度，能否确立时间表，甚至都应该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但破裂并不等于终止，它还会开启下一轮谈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说破裂就不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谈出一个大量掺水的协议，没什么实质内容。我判断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了一小步，而这种一小步有可能还需要半年、一年才能迈出。若回顾从1990年以来的谈判历史，它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演进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仅仅把这个着眼点放在这次谈判的轨道上，在各国反金融危机、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企业的发展中，科技界的创新中会出现新气象、新苗头、新局面、新经验、新创意，这些是活生生的，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些都会影响到谈判进程。我是乐观派，我相信人类最后会有智慧找到某种制度安排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