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本报记者 王颖春

　　 11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首次访华。而此次中美两国间会晤的核心话题，最大可能仍将锁定在“气候变化”上。近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此会晤，可以看做是12月根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双方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致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空间更大

　　 “此次奥巴马访华，将是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上达成一致的最后机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奥巴马上台后，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美国重新占据气候谈判的道义制高点。而欧盟一方，始终掌握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动权。在发展中国家一方，发展速度与排放总量不及中国的印度等国，担心中国的过度让步会使其自身利益受损，因此对中国的态度也极为关注。各国都将气候谈判舞台的聚光指向中国，中国下一步的表态，将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认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上述国家给中国的压力并不是最大。中国最大的压力来自于40多个岛屿国家，当中国与美国还在纠缠于历史排放、人均排放等问题时，上升的海平面已经逐步向这些国家的沿海地区逼近，这些国家更关心的是当下的排放，关心的是大国如何采取切实行动制止海平面上升。气候谈判对大国来说，是谈判桌上的政治较量，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却关乎生死存亡。

　　 今年8月，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联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5％以上。

　　 袁鹏分析，虽说气候变化谈判关乎很多小国的核心利益，但决定谈判结果的，还将是中美欧三家。

　　 美欧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长期占据道义、政策、技术等优势的欧洲，正受到后起之秀美国争取领导权的挑战。但奥巴马上台后执行的气候政策，已经使二者分歧逐渐变小，他们站在一起来指责别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不存在矛盾。比如在具体的减排参照年份上，欧洲强调是2000年开始，美国则强调1990年，在减排力度上，欧洲较美国也更大。”袁鹏说。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表示愿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减排目标提高到30％。

　　 而美国仅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一目标与世人的期望差距很大，因此受到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批评。

　　 在袁鹏看来，与欧盟相比，美国与中国或将同处于减排的“被告席”。正因如此，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空间要大于各方面已经相对处于静态的欧洲，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政府高官频繁访华，原因也在于此。

　　 哥本哈根如无结果对中美都将是损失

　　 在中美气候变化的合作上，清洁能源合作将成为重点。因为传统资源主要是油气，油气属于战略性的稀缺资源，历来是大国角力的重点，属于竞争激烈的领域。气候变化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舆论环境与理论基础，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排，减排的方法就是清洁能源合作。即将于本月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美清洁能源伙伴战略论坛，将有各省及中美双方重要能源公司参与，预计将会使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更进一步。

　　 袁鹏认为，而在清洁能源合作中，美国在技术转让上让步，中国在承诺减排让步，将是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关键所在。

　　 他猜测，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清洁能源法案》不大可能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原因在于美国传统能源、军工行业的势力非常大，该法案的通过，将触动这些行业巨头的利益格局。除此之外，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州，仍以煤炭为主的，这些都将成为法案获得通过的阻力。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将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作为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前提条件。因此中国如果不配合，该法案获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也将减小。”袁鹏分析。

　　 因此，美国有可能“赤裸着身体”去参加哥本哈根会议，而大会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已经齐聚哥本哈根的各国，为了面子上好看，必然要出台一个共同文件，但该文件可能将是一个“愿景性文件”，恐难达成实质协议。

　　 在张海滨看来，实质协议的标准有三：在生态上必须是有效的，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经济上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而想要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用一次大会来解决目前存在的巨大分歧将是十分困难的。

　　 张海滨分析，联合国是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伊拉克战争美国绕过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让联合国威信扫地，潘基文曾经说过，如果在气候变化上各国无法达成最终一致的协议，那么联合国将失去最后的威信。而联合国的地位如果被进一步削弱，中国多边外交的空间也将进一步受到挤压。

　　 中美双方虽然在7月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但就气候变化上的核心问题——减排承诺上，仍未达成一致。因此，奥巴马11月中旬来访，中美两国能否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实质协议，对中美两国及世界气候政治格局而言，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