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搜狐-荣蓉/摄)
梁猛: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一个价格信号,一旦碳的交易价格形成了以后,社会资源的配置就会产生变化,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因此发生改变。
主持人:梁博士,因为您专门从事碳交易方面研究的,刚才两位嘉宾讲的非常详细,您能不能用比较深入浅出的语言,简短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碳交易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梁猛:中国的碳交易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只有一单VER,从交易本身来说,只是一个标志,不是一个市场,我们用碳市场来说明这笔交易的状况。
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一个价格信号,一旦碳的交易价格形成了以后,社会资源的配置就会产生变化,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因此发生改变。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我就是交易碳,怎么就形成了金融的东西。大家可以看,所有的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所有这些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全部都是金融。
再说一个价格信号的问题:碳税。财政部正在研究碳税,他们那个报告好像已经出来了,多少钱一吨呢?2012年大概是10块钱/吨,2020年的时候是40块钱/吨,这个不但跟欧洲现行的价格差很远,少说点10倍、十几倍。10块钱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导致“合法的犯罪”。
定价权要有人民币的金融工具、定价平台、交易实体的支撑,除了发达的金融体系,还要看金融参与者是否能够按照国际金融规则进行风险转移、风险买卖、风险管理。
主持人:我们还是回到大的话题“世界形势与中国定位”,我想先抛给三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世界银行有一个预言,2020年碳规模未来的市场交易额可能会超过石油市场,这种预期跟中国的发展有什么联系?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石油市场里头中国是没有定价权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着手积极的去参与到未来碳市场规则的制定当中,这跟中国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联系?
黄杰夫:碳交易我们参与比较多的是CDM,中国现在是CER最大的卖家。我看到的大的CER的买家,几乎都在欧洲期货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控制风险,但是在中国的卖家一方,我看不到这种动作。因此在CER的交易过程中,卖家一方是轻装上阵,买家却戴着头盔、拿着重武器,这种博弈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就CER定价权的角度讲,我们中国的金融企业、交易所、监管者,要从各个方面利用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工具。拿回定价权,要有人民币的金融工具、有人民币定价的平台、有人民币交易实体,以及整个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否有定价权除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外,还要看国家金融体系是否发达、金融参与者是否能够按照国际金融规则进行风险转移、风险买卖、风险管理。
主持人:其它两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待黄总关于定价权的说法?
杨宏伟: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要先搞清楚基本的概念,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交易有两个市场,一种,就是国内的碳市场,类似于美国、澳大利亚,这个方式是国家先领回一个指标,交易的范围再回到国内,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在这种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的碳交易。所以在这样两种交易模式下,它的价格含义是不一样的,就拿CDM,中国现在参与的交易形式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我们是供方,而且我们提供的产品是在一级市场,国际上有买家,买家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用的,比如一个电力公司,本国政府给这个电力公司规定完成一定的指标,他买回去的是自己的任务。
另外是投机性的买家,他并没有在国内承担,买回去以后他到二级市场去转卖,从中获利,这个规则也是允许的。这样实际上就是两个价格,一个价格在一级市场,就是我们的CDM项目在成交的时候,买家来买的是一个期货,必须先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在签协议的时候这个项目还在注册、审批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减排量是一个期货。在实际签发的时候,交易可以发生了,这个时候才变成现货。所以像这种投机性的买家,他们买到减排量以后,他到二级市场再去专卖的时候,卖的是现货,所以大家知道价格是有一定差异的。
定价权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政府审批CDM项目的时候,审批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审批交易的价格,这也是考虑到现实当中,我们CDM现实项目的业主,在交易当中他处于弱势的问题,对CDM这套规则不是很熟悉,包括在国内谈判当中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项目业主,在审批的时候我们也是对价格进行了把握,明显一看偏离市场价值的碳的价格,中国政府是不允许的,要维护基本的企业利益。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不单单是要看到一个开放的税来控制交易,还要看到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还不同于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就不但是有一个效率的问题,更多的还要考虑一个公平的问题。
比如现在为什么发达国家就愿意拿钱到发展中国家来买减排量,做CDM项目,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气候公约里面明确了,造成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责任是发达国家,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但是发展中国家是次要责任,发达国家是主要责任。
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减排,而且公约里面也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已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多的经济损失,包括一些生命的损失,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是更脆弱的。而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又是无辜的,负次要责任的。还要考虑这样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包括对以后的发展,可能基本的原则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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