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二届人类发展论坛——环境与人类发展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新楼111教室

　　Adil Najam：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参加这一节的会议，我叫Adil Najam，我是这一节的主持。

我是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是Frederick S.Pardee主任，我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气候变化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节主要是要讲环境和人类发展，这也是我们会议的主题之一，当然整个主题是贸易城市化和环境，我们有四个发言人，Sabina Alkire应该是第一位发言人，但是没有来，他在韩国患了感冒所以没有来。其他嘉宾包括季曦，她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还有Julie Newton是英国卡蒂夫大学商业关系、责任、可持续和社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办方也让我发言，我建议为了更好地对话每个人发言是10-15分钟不要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四个人先发言然后再进行对话和交流，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不同的发言之间会有什么联系，然后再看一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评论，使得我们这个讨论更有成果。首先请季曦发言。

季曦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季曦：尊敬的主席，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季曦来自于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非常荣幸我们承办这个会议，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城市化人类发展的想法。城市化是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而人类发展是讨论会的主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主持人只给了10分钟，我希望以最简短的语言跟大家探讨这两个很博大也很复杂的问题。

　　除了死亡之外和乌托邦以外，还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建设一种没有内部矛盾，完全能以丰富、促进人类发展的新型城市，这是美国Lewis提出的。

　　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为什么从乡村陆续往城市迁移，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居住是因为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城市是否可以保证人生活得更好，或者如何保证，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部分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是人类发展与流动性，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就是生活得更好，这个愿望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是逐步被人们所忽略和遗忘，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发展的本质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人类发展理论最基础的就是可行能力和自由的概念。

　　健康、教育和体面的生活被确认为人们的基本可行能力，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开发了人类发展指数，用于测量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这是对GDP指标的挑战。我们说流动性，在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里提到人类可以自由迁移的一种能力，包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能力，流动性是人类适应外界环境和生存机会的一种必要能力。

　　人口迁移的理论是非常广博，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流动性和人类发展以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城市化有两个过程一个就是城市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城市的起源，还有就是城市的发展，日后城市继续扩大和结构整个复杂化，都是城市发展的过程，城市的起源有很多的论调。无论怎么总结都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精神层面的优势；另外一个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愿望的本源。城市化的起源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从人类于是角度来讲应该是人意愿的表达，尽管有的是少部分领袖的意愿，但是有时候更多是广大民众意愿的选择。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和其他物质、其他各种各样要素在城市里发生碰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因为人类在高墙里面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飞跃，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变革，有一句话说，如果人成就了城市，那么城市也正在努力成就着我们的人类。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特别是以人类发展视角来看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不管是在前工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还是后工业时代，都是人类意愿的选择，因此形成了城市必然性的选择。保证人口的流动性是促进城市化正常进行，保持自身步伐、自身规律的基本前提，但是所谓城市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过程都有这样的保障，比如存在很多流动性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客观因素的，因为客观因素导致流动的权利受到阻碍和限制，这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有战争的因素，比如说战争战俘的转移或者是奴隶的转卖、人口的贩卖这都不是真正流动性的保障，而是人口流动性的意志，是人口流动能力权利的剥夺。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历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也是引起了来自民间学界和来自政府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讨论，非常典型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还有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社会保障等等这些制度形成了二元体制结构，所谓二元体制结构就是农村和城市并存，这种二元结构现在也在逐渐的拉大。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人口制度的保障，当然现在还存在这样户籍的障碍，但是关于户籍改革的一些思考各界都有非常深入的讨论。

　　也就是说城市化并不一定都是对人类发展的促进，同时也存在着阻碍，良好的城市化过程是实现人类发展的必要途径。我们首先看城市化对人类促进有哪些方面，首先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最明显的，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来讲，最明显的就是来自收入水平的反映，其次就是健康和教育，健康和教育是人们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健康教育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健康教育的可及性，在城市远远大于农村，在农村假如母亲生病了要背着母亲爬300多个台阶，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健康和教育的资源可及性都非常差，到达城市的流动人口因为获得资源性对于本身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就是社会的参与，包括思想的碰撞和各种各样生产力的提高，与人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利的体现。

　　阻碍的因素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经常说“城市病”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对人阻碍的现象。“城市病”不是城市生病了而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生病了，大部分人是体现在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身上。在迁移的过程中包括各种各样要素，包括主观和客观的，都对迁移的人口产生影响，不同的要素导致不同的结果，出现了很多诸如城市贫穷，因为很多迁移者进入城市是进入城市底层的地位，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由于经济的压力还有隔离亲情和乡情的孤独感还有社会认同的缺失感都会导致心理问题，随着父母迁移的儿童，他们本身是非常贫穷的，但是他们要获得教育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就是劳动力歧视和城市失业的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很严重的城市病。迁移人口、流动人口对市民的冲突，他们比城市的弱势群体来讲更容易获得工作，从年龄方面、体力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这些都是对就业方面的压力，其次流动人口的增多本身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种争夺性的过程。其次流动人口犯罪，尽管可能存在偏见，并没有特别多研究证明城市犯罪的增加与流动人口有多大关系，确实会存在着偏见，但是确实是因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在心理上会有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晚上不敢自由出入。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城市是一种必然，我们无须讨论它到底有多重要，因为不管重不重视它都会发生，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以自身的步伐往前演进。但是会出现太多阻碍城市化要素的话会偏离本身遵循的轨迹，如果说流动性是保障城市化顺利进行的话，流动性的意志就会导致城市化偏低轨迹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说城市的发展应该以保障人的流动性为前提，以实现人类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我们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回归对人类的关怀。这个报告是本次会议的背景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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