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颖春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不久前，我国首次将“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这一说法向世界提出。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也在北大作演讲时提到，碳配额和减排融资，将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不承担国际减排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将减排工作与碳市场对接，关键要看相对的“碳强度”与绝对的“总量控制”指标如何实现“无缝链接”。

　　总量控制是碳交易的前提

　　 “相对的碳强度指标与绝对总量这个‘帽子’（cap）不完全一样，国内如何实现碳交易，关键看这两个指标如何衔接。”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考虑到人均排放、历史排放等因素，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决定了，中国只能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实现减排目标，而不可能承担绝对减排量。

　　 由于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没有总量控制便难以创造出排放的稀缺性，国内碳市场因此难以形成。相应地，合理的碳价格信号便无法释放出来引导国内减排。

　　 于是，设计出一种既能维护中国发展权利，又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国内碳市场的制度，成为国内一些环境类交易所的新尝试。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碳交易操作模式：强制性碳交易与自愿性碳交易。

　　 强制碳交易主要以国家或政府为主导，参与主体必须参加交易，且受法律约束。其中最大一类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欧盟碳交易体系，即在总量控制下进行碳交易。

　　 “欧洲2008年期货碳市场成交28亿吨，今年估计会达到50～60亿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说。

　　 而自愿性碳交易，是在当前使用较为模糊的一个词汇，和CDM的CER类似，但不用作履行强制性减排协议的碳额度被普遍称作VER。

　　 但实际上，自愿碳交易的概念应为：参与碳交易的主体是因为“自愿”的动机聚集在一起，而一旦通过协商的方式共同承认了固定时间段内的减排目标，那么这些碳交易主体便必须履行一定的协议去实现该目标。简而言之，即加入时可自愿，执行时需履约。

　　 类似的自愿碳交易市场，典型的在美国。1997年，美国虽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随后在其内部的14个州，通过自设总量的方式，形成了局部的碳市场。从2003年开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从13家会员发展到目前的460家会员，这些企业的排放总量达到6亿吨，已经超过了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排放总量。

　　“自设总量”成天津试点的方向

　　 近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芝加哥全球气候交易所一起，在中国开始了类似试点。交易所目前已收到28家大型排放类企业递交的意向函，要求加入“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这28家企业包括中石油、摩托罗拉、远大空调等公司。据悉，这些企业将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一道，共同研究设计确定包括治理、核证、市场宗旨、涉及的排放物、基准线、抵扣、减排安排等内容在内的文件。

　　 “无论是水泥行业还是钢铁行业，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的排放量拿出来，设计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要适合企业发展，企业以自愿原则参与，但加入后就需按照有法律效益的合约进行交易。”黄杰夫说。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了，正在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采纳绝对的总量控制。虽然中国在国际上不承担总量限额，但企业通过协议方式自设限额，创造出排放权的稀缺性，再通过配额买卖的方式，使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将指标卖给配额不足的企业，这是交易的前提。

　　 黄杰夫建议，中国可以在“十二五”期间，通过合理的方式试验性地对碳强度量进行“限额”，或对碳的增长率设定指标。目前中国政府将节能指标分配到各省和各个企业，就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方法。

　　 这种局部的“总量控制”，怎样才能不与国家不承诺绝对减排量的立场相矛盾？黄杰夫给出的药方是，给企业二氧化碳的增量部分戴一个帽子（cap），不给试点企业一个绝对碳排放额度的限制，而是在企业每年增长的碳排放额中拿出一部分，来形成总量限额。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企业的排放空间，又减缓了企业的排放速度，并且运用市场机制形成了正向激励企业减排的格局。

　　 对于黄杰夫开出的药方，杨宏伟认为，因为总量等于增量加上存量，所以控制了增量，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总量。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冰岛虽然可以增排10%，但是规定了可以增加排放的量级，实际上也是对总量进行了控制，“因为你无法再增加排放到11%了”。作为试点，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如何确定试点推广范围

　　 国内自愿碳减排交易需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天津28家企业的试点经验，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全国复制。如果碳市场无法达到3亿吨以上的规模，交易对碳减排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不断变动的，而局部的总量控制，却必须是一个绝对指标。二者如果不能实现“无缝链接”，天津的试点便很难推广到全国。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认为，无论是单位GDP能耗，还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都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无法成为“绝对限额”来指导交易的。因此，相对指标必须在勘定边界成为“局部的绝对指标”后，才具备交易的条件。

　　 杨宏伟认为，比较可行的“划界”方式是，可以参照“十一五”期间国家节能减排的做法，先将碳强度指标分配到省份，在省内某些行业中细化这个指标。

　　 以省份为单位划分的好处是，省级行政部门可以结合行政手段，更加有效率地来达成这个目标。减排指标在省内行业划分，也不会使资源流到外省，因此阻力较小。

　　 另一种“划界”的方式是，将碳强度指标在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划分。例如，针对大型电力集团，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在同一集团内部，将排放限额下放到不同的电厂，排放高的企业如果将指标用尽，便需要向低排放的电厂购买剩余指标，以此形成带有激励性质的局部碳市场。这样划分的好处是，交易在集团内部进行，并没有改变集团的“利益格局”，因此较容易操作。

　　 杨宏伟强调，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国际上承诺减排量，而是使用碳强度这一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掌握“划界”的权力。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也就掌握了维护国家发展的权力。

　　 虽然天津的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具体的游戏规则仍未制定，但在黄杰夫看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刚刚成立之时，只有13家企业参与其中，无论地区也好，行业也罢，只要大方向确定了，游戏规则本质上是一样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我国碳排放交易有望明年开始

　　 据新华社电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近日在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发布会上透露，目前该所正在制定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规则，明年中国市场有望开展真正的碳排放交易。

　　 高正琦说，目前国内没有一桩真正的碳排放交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资源国家和碳排放较大的国家，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但是，碳交易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仅是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被动参与者，只少量地加入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

　　 在碳交易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交易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制定自己的自愿碳减排标准至关重要。高正琦介绍，天津交易所正在推介一项“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选择20家企业参与设计二氧化碳减排的规则和目标，并为企业提供碳排放和碳金融知识、技术、管理及交易平台。该项目有望明年正式启动。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由中石油集团下属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政府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于去年9月挂牌成立，是全国首家综合性环保减排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