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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没有悬念

2009年11月26日09:32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4期

  立场与利益如此冲突的国际社会各方,能达成多少实质协议,存在变数

  《财经》特约撰稿人 吴越佳

  10月的丹麦哥本哈根,空气清新。白天阳光灿烂时,不时从海上吹来的风,已是冰凉。入夜,哥本哈根街头的帅男美女们,也不得不穿上厚外衣防寒。

  离12月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还有近两个月时,许多人开始相信,那将是一场充满复杂政治博弈的外交秀,争论激烈、表态积极,但最终结果却不一定是热腾腾的大餐。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0月21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表示,哥本哈根会议关键是要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锁定“巴厘路线图”谈判已经取得的成果。奥巴马则向胡锦涛表示,美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会议取得成果。

  11月17日,首次访华的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会谈后,再次与中方共同表明了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支持。

  但立场与利益如此冲突的国际社会各方,能否达成多少实质协议,存在变数。可能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原则性的政治承诺宣言书,以哥本哈根之名。

  “这应当是最好的结果了,也是目前可以期待的一个成果。”得知美国总统奥巴马获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谈判专家组工作的潘家华,10月11日在哥本哈根对《财经》说。他不担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巨大诉求差异,也不认为丹麦等欧盟成员国,在提高能耗等方面进展神速,就可以压倒多数。

  “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奥巴马获得了和平奖。这是欧洲政治和文化力量影响下的结果,其客观上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可能让奥巴马在12月气候会议上积极一些。”潘家华分析认为,而只要美国态度有所好转,12年前在日本京都出现的难堪,就可以避免。

  作为中国气候谈判问题专家,潘家华的正式身份是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从三年前开始接替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穿梭于世界各地,以中国官方认可的专家身份,参与各种气候问题的会议、论坛和磋商。

  此次来哥本哈根,潘是应世界报业辛迪加组织(PROJECT SYNDICATE)邀请,向出席全球总编辑论坛的300多家媒体负责人,介绍中国对气候谈判的立场。

  与会的有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丹麦首相拉斯穆以及充满争议的金融家和慈善家索罗斯等。

  美国立场或有微妙转变

  在这个论坛举办之前,从9月28日起为期两周的曼谷气候谈判会议上,争议之声掩盖了相关各方对核心议题可能的磋商。因此在此次被中国媒体戏称为替12月哥本哈根会议进行“演练”的论坛上,争议的氛围颇为浓重。

  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取得以来,全球气候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与其碰到的麻烦同样之大。虽然这个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文件,已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70多个国家的批准,且于2005年生效成为国际公约,但最应当批准其生效的美国,却于2001年退出了这一协定,并因此带动澳大利亚步其后尘,从而在温室气体排放上不受其限制。

  相对积极的变化出现在2007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因此,随着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临近,美国的态度再度引人注目。

  在10月11日的全球总编辑论坛上,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桑德罗虽一再被台上的主持人、对话嘉宾和台下听众追问,却硬是一再重复外交辞令,绝不吐口置评。

  实际上,自今年初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已变得比较积极,因为他在竞选时提出的拯救美国经济的方案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法案》,在今年6月获众议院通过,更被外界视为代表传统能源巨头的美国政治右派势力,在相对式微之后的必然转变。

  更乐观的预计甚至认为,除非共和党在三年后成功翻盘,否则在奥巴马连任的情况下,新能源战略将真正变成美国增长的新发动机。

  更积极和现实的信号,来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结果。10月10日,奥巴马成为荣获该奖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消息传开,欧洲人似乎最为兴奋。

  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长贾伊拉姆兰密施10月11日对《财经》说,这是欧洲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是全球气候谈判新的好开端,希望这个奖项可以鼓励奥巴马在12月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有所作为。

  不那么有利的信息则是,从美国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看,在12月之前批准奥巴马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法案》已无可能,因此奥巴马能否在12月的气候会议上有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更难预料。最好的期望,仍然只能是他代表美国,在政治性承诺上变得积极些。

  更激进的期望,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的非洲国家。孟加拉国环境与森林大臣哈桑在10月12日的论坛上就说,自己的祖国并非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者,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要减排温室气体,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当然印度和中国也要负责任,而孟加拉没有任何责任,欠发达国家应当得到发达国家的补偿。

  无法达成共识的碳交易价格

  补偿之说,显示了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很大的立场差异。更大的差异在于,可能的碳交易定价问题。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0月11日在哥本哈根论坛上提出,“12月的气候会议最应当达成的协议,就是关于碳交易的价格,比如可以定为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交易价格为10美元。”他认为要尽快达成定价共识,才能在新能源和提高能耗等研究上有所革新,并产生附加效益。

  前墨西哥总统、现任哈佛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对此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试图建立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碳交易定价系统,是一个大错误。”

  即使真要进行定价,他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也不是合适的场所,首先要达成基本共识,然后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的碳排放分配,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有可能谈价格问题。

  斯蒂格利茨立即对此进行了反驳,“明确的定价,将使市场机制本身发挥作用,同时还可以对定价进行调整,从而让每个国家,每个机构明白自己可以排放多少碳。”他还强调,碳交易定价之后,等于也让碳关税问题变得现实可行了。

  麦肯锡公司的咨询专家杰米奥本海默则强调,寻找正确的碳排放定价时,定价权将是一个关键问题,而无论怎样定价,最终要解决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他举例说,全球70%以上的发电、运输等基础设施,将在未来十年更新或新建,如果这些设施都可以逐步建成低碳的、能耗效率较高的话,到2020年的全球减排目标并不难实现。

  这一主张的激进性和具体性,虽然有壳牌公司负责人的现场呼应,但并没有得到现场企业人士一致认可。丹麦最大的风能电力公司VESTA能源系统的CEO里格尔表态呼应塞迪略,认为碳交易定价并不能万事大吉。

  塞迪略强调,只有先从数量上限制全球碳排放量,才能谈定价问题,他略带教训的口吻对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家们请先仔细算算,究竟多少的碳排放量对全球是合适的,既满足正常经济活动的需求,也不至于过度伤害我们生存的环境。”

  迄今为止,各国所承诺的碳排放量,的确还没有确定,《京都议定书》上的详细规划,在实际落实中并无真正的约束力。

  无法一致的减排承诺

  潘家华10月12日表示,即使按最低的标准,排放量的问题至少应回到巴厘岛会议达成的气候变化“路线图”上去,即“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至40%”。如果按今年6月在德国波恩拟定的更高标准,到2020年发达国家则应减排40%-45%,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目前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欧盟公开的承诺是届时减排20%,更多的减排则需要以中国和印度的承诺为前提条件。日本提出的减排目标略高,为25%,但离波恩会议拟定的目标也还差得远。仅有挪威表现突出,在10月8日刚刚宣布,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40%!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气候问题上表现颇为抢眼。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长扎拉姆10月11日在哥本哈根论坛上说,印度人口众多,因此人均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排放总量上,却很是惊人。

  他宣布,印度将实施一个“人均+战略”,即在目前人均排放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到2020年印度仍将比1990年减排20%-40%,从而不仅领先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不弱于欧盟和日本。

  “印度将进行国内立法,强制性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扎拉姆强调,各国一定要先进行国内立法,然后再在国际上承担国家责任。

  这样,能否让欧盟兑现承诺,即将减排目标提高至30%,中国的承诺就变得非常关键。

  “我们相对比较被动,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减排压力很大,涉及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均相关”。潘家华10月11日表示。当然,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非常明确地进行节能减排行动,还是赢得了不少赞赏。

  塞迪略认为,中国过去几年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事,这表明发展中国家也有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斯蒂格利茨也强调,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碳减排和交易等方面,存在巨大机会,比如巴西就已开始实施生物能源战略,很遗憾的是,美国还在起相反作用。

  美国的作为不够,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究竟要负多少责任存在分歧。

  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使得发达国家成功转移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财力有限,要更新设备节能减排,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要有必要的资金援助。

  根据世界银行9月底发布的数据,仅中国所在的环太平洋地区,每年就要为适应气候变化多支出约250亿美元,整个发展中国家为此共需多支付上千亿美元。

  但迄今为止的资金支持承诺,仅有欧盟每年不超过220亿美元的承诺,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从石化燃料向清洁能源转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此几乎没有承诺。

  反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喜欢的金融家索罗斯,10月12日在哥本哈根古老的市政大厅的市长晚宴上宣布,将在未来十年里每年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同时还将一次性投入10亿美元,资助有所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总计11亿美元的个人捐助,让索罗斯成为全球气候问题上最慷慨的慈善家。

  但一位来自约旦的出版商却当场质疑索罗斯:“我们最需要的是面包、水和肉,你有这么多钱去研究气候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拿去帮助穷人和穷国,他们更需要的是活下去!”出版商语气激动地说完,不等索罗斯回应,就坐下了,76岁的索罗斯也就当没听见,转而回答别的问题。

  最有可能达成的政治协议

  眼看12月的气候会议在即,面对如此不同的立场和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分歧,争取达成点什么的意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充满期望。

  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长扎拉姆一开始就强调,12月在哥本哈根,一定要争取达成点什么,签一个宣言或声明。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争取美国多参与。潘家华则希望,哥本哈根成为一个“绿色的新起点”,其中关键是人均能耗更高的发达国家,一定要逐步改变其很不节约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一点不变,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做出太多的减排承诺。

  参与论坛的IPCC副主席呼吁,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造成的危害可谓“证据确切,”“我们必须拯救这个地球,因为我们无法移居其他星球。”

  日本前环境和国防大臣小池百合子也希望,所有国家都参与12月的会议,日本会设定长期减排目标,然后一步步去做。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长康妮女士则强调,不惜采取必要政治压力,推动各国政府有所作为。说这话时,她脸上充满自信,身体前倾,颇为强势。

  潘家华对此略表赞同,他认为如果12月气候会议不能达成协议,最大的输家将是各具体企业,特别是生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公司。而可能达成的协议,将不涉及过于具体的问题,因为这种文字表述上的共识,在任何场合都难以达成,更何况是在联合国的平台上。

  “我们一定要争取达成一些东西!”孟加拉环境与森林部长哈桑明确强调,但他也认为关键问题还是不能回避,“谁来付节能减排的账单?”■

  

责任编辑: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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