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哥本哈根大会 中国商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宋军：我说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的消费模式，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的前提是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观念的改变得有说服力，要让他意识到，要懂得，因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住这么大的房子，如果你住这么大的房子、开这么好的车不让别人知道，你等于没住，谁也不乐意。我们举个例子，吕植是一个超级亿万富翁，她先生给她买了一个一百克拉的钻戒，但是如果不能戴出去她绝对不买，正是因为可以戴出去展示给大家看她才买，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展示给别人看过以后，她会认为获得一种快乐，获得别人的尊重、羡慕。

　　杨敏德：这是不是虚荣。

　　宋军：她的逻辑是通过物质的方法，钻戒是物质，通过物质的方法而且让别人肯定你的物质的这种基础达到我个人的精神满足、愉快，这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回归到另外的一种模式，反过来说这种消费是非常耻辱，大家不屑一顾，那么世界是另一种格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别人认可的目光让自己开心，自己认可足以了，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物质的方式获得精神的满足呢，我们完全可以愉悦物质这一块达到精神的和谐、开心、满足，而这一块价值观念的转变又系统的论述，这就是在中国、在东方。

　　杨敏德：日本人呢？

　　宋军：日本是和中国学的，毫无疑问。它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

　　吕植：我非常赞成你说的这个观点，我个人也觉得推动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实际上是从需求的角度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了，但是经济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经常会有人质疑，我们也说这种话，你们都在城里过上日子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我们亿的农民在农村没有电，没有高能源的服务，这些人没有权利过你所说的生活吗，你会怎么回答呢？

　　宋军：第一客观的说，首先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没有权利继续过这种生活，这是前提，然后同时再告诉大家你们也同样没有必要跟着我们过去去过这种生活。

　　吕植：可是必要不必要是你判断的还是别人判断的？

　　宋军：因为我们现在把我们传统文化丢的一干二净，就是这些问题对传统文化，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说，在中国的二千多年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来说，这些问题统统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中国今天这种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发展模式，东方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农耕文明这个基础之上，从西汉一直到清朝末期，在这个期间中国这么多的人口，中国的这种传统文明，农耕文明一点没有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占比，极端的时候占全球2/3，最低也没有低过全球的1/3，比现在老美厉害多了，这是从经济指标上来说。从文化指标上来说，一点没有影响中国两千在文学、音乐、绘画等等这方面的东西，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师。

　　杨敏德：但是人口多了很多。

　　吕植：清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八千万人口，现在差不多20倍。

　　宋军：我们就说经济的指标，人多了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伟大的人物违反传统的观点，这些不去说，我的一个核心的感受我还是主张这块，中国在减排方面上，毫无疑问应该给中国争取更大的空间，这一手不能丢，但是不要被这个牵着鼻子走，如果牵着鼻子走，在技术的角度中国肯定赶不上国外，如果我们大家一直喊减排减排这个口号，中国依然要落后，中国要把我们的长处喊出来，而这一块就不是简单的技术的问题，西方和我们差太多了。

　　杨敏德：但是你这个是很长时间的投入，大家对文化认识，需要教育也提升，有些无碳的消费也是需要提高。

　　宋军：无碳的消费是指我们在极端的状况下提出来的，低碳消费的背后是什么，它实质上回归还是在约束、要求我们节制我们的欲望。

　　杨敏德：但是听音乐会、看书也是一种消费。

　　宋军：消费和低碳不矛盾，我们不是说不消费，是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地方现在哪有听音乐会的，比例太少了，纯精神上享受的东西少了。

　　杨敏德：精神上的享受也是必须要提高，才能达到发展的目标？

　　宋军：如果我们讨论细节的话，肯定有说不完的东西，就是一条我们没有必要创新，在消费模式的转变上、消费观念的转变上，回归，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一系列的论述，非常系统，我的观念就是这一点。

　　吕植：看看大家对刚才谈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反馈、评论？

　　记者：我给宋军先生补充一个例子，北大有一个教授张相龙（音），他举过一个例子，中国人发明火药以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祥之物，人不可控的东西，我用的时候很难操控它，所以就有意识的没有制造开山凿石、杀人的东西，后来被西方捡到以后，他们认为得到一个宝贝就随便造，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理论的意识之下，这个不可控的东西福祸难知，先不要动它，按照宋先生的理念，改变消费观念以后，整个的经济运行模式跟着这个转，各个端理论的慢慢理顺。但是他这个观点一出来很多人笑话他，特别是深受西方教育的人一听张教授的观点就觉得不可理喻。

　　宋军：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理念的变化会有一系列的经济形势跟在后面。

　　记者：宋先生需要找几个支持你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说服那些持极端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

　　宋军：我们不要指望让别人一定转变他的观点，尤其是经济学家，现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西方经济学培养出来的，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丢的一干二净，其实西方我们说的金融、市场大家都认为是西方这一、两百年来出现的，在中国这种典籍当中比比皆是，我记得上一次我请易水帮我找一本书，是社科院一个研究员去谈唐朝的经济，对唐朝的货币等等论述的非常清楚，中国在战国的时候对货币，整个发行都有非常系统的描述，研究中国传统的经济学远比这一百年来重要，这一百年来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从根子上清除了。

　　记者：我想问宋老师一个问题，我刚才看到材料上有一句话，这话是不是您力主写进去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历史使命是推动中国政府制订更积极的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兼顾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展权”。这句话和目前在谈判之前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有偏差的，我们应该把发展权放在前面，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企业界还是您本人认为中国应该尽快的承担一个量化减排的目标还是有别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昨天美国代表团成员已经公布了奥巴马会在哥本哈根之前公布一个美国的数字，尽管这个数字可能不能够满足全世界太大的期待。

　　宋军：让我说我真是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没有必要去承诺更多这块的东西，从战略的角度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在今天，我们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时候了，应该做到几条，言而有信，绝对不能承诺又不遵守，中国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做不到去减掉多少多少，你做不到你如何去承诺。

　　记者：您说的刚才和您那番表述就矛盾了。

　　宋军：一点都不矛盾。

　　记者：您在这里面说推动中国政府制订更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一直非常想知道具体的目标、动机。

　　宋军：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可以在保持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就觉得在国内首先做起，改变我们的消费观、价值观，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减掉多少东西，我从根本上改变我的东西，中国率先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而不是去完善改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大家都在找、都在谈增长的极限，大家都很清楚了，人类的资源增长，因为我们现在很清楚要了解一下，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气候文化、减排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这个矛盾点在哪儿，是人类无止境的贪欲的消费合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这两个不相匹配，我们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行的，我们只能用价值观，用经济手段改变，因为你社会资源就这么多，不可能改变，不可能再生，我们唯一改变的、能够做到的，而且应该做到的是改变我们人类贪婪的消费，享受的欲望。

　　吕植：我补充一下宋军的话，在国际的谈判桌上我们做什么样的承诺，是有一套系统的考虑，而且确实要看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所以不能超脱现有的体系我率先要做出像宋军说的我做不到的事情，尽管我有良好的愿望，可能这个愿望不一定是所有人目前来说能分享的，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我们有一些质疑，说这个发展模式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整个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我们目前碰到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这个体系之内有答案，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轨道上面，我们没有第二条轨道是那么方便的把它挪过去，尽管刚才宋军说我们应该自愿的做一些事情，我刚才也问他那两个问题，也都是现实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公平、权利、每个人的意愿，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国际的谈判桌上我们该争取的权益是要争取的，尤其我们面对超级发展大国和利益群体的时候，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我们还是支持中国政府总体的判断。

    但是就像宋军说的我们该怎么做，不管我们在哥本哈根承认不承认，在下一期京都我们做什么样的承诺，发展的局限在哪儿，我们碰到的墙，不管这个墙我们说的是2030年、2050年还是2080年我们碰到这堵墙，我们从国家往后的发展、民族的发展来看我们必须做实在的，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发展问题的一个判断和一个有前瞻性的步骤和措施，所有的事情我们关注最后要落到行动上才有价值，如果只是言论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这次的出行只是表达一个言论，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现在有两个行动，一个是即使在现有的工业文明体系下来，这个体系确实西方的价值观做主导，就是消费刺激增长的这么一个逻辑，即使在这个逻辑下面，仍然有减排的可能性，实际上溢达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溢达如果能做的话，其他企业为什么不能做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实际上溢达他们做的，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是说2005-2008年绝对的能源消耗降低了30%，而不是一个单位GDP的消耗，这和国家的总体目标来比是往前走了很多步，我有点担心他们这么做了之后会吃亏，国家可能发展出更加激进的减排要求，你前面减了后面就会越来越困难，你能效很高了再减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实际上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能效的提高和国际相比应该有什么样的步骤，不只要考虑我想做好事，对企业来说肯定也存在企业怎么从国际的博弈中间，甚至是碳的矛盾中间获得好处的问题，我相信包括碳的价格，随着减排压力越来越大，碳的价格会越来越大，也许溢达现在可以囤一批碳的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