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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地球。新周刊2009023期封面。
破地球
气候公民与地球那些事儿
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破地球。
它是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人类，以发展的名义弄得千疮百孔的。
人口增加、能源紧缺、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企、大气和水污染加剧、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土地旱化和沙化、热带森林砍伐——这就是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准备对付的那些貌似国家责任切割、实则人人有份的球事儿！
12月7日召开的“地球人”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这种说法对开会太乐观了，对人类太悲观了。开会救不了地球，“气候公民”也许还可以。
你我别无选择：不当气候公民，就当气候难民。
末日预言总是让人心慌，唯恐大难临头，而问题是：看看身边，看看地球，我们不就在灾难中吗？！
不想做气候难民
就要做气候公民
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的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
文/潘滨
几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邹冀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就遭到朋友质疑：“你怎么搞起天气预报来了？”如今，连各国政要也都搞起了“天气预报”。在哥本哈根，他们将签署一份拯救人类气候的文件。有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这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人类不迅速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大片《2012》中出现的末世场景绝不是夸张：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到4摄氏度，届时可能将有11亿到32亿人口面临饮水短缺，2亿到6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每年2亿到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也许上述类似言论，你已听到不少，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模型作出的情景预测。而在过去关于中国生态和气候变化的专门预测中，所有模型全部失效，因为中国的实际发展和能源消耗远远超出预期。
气候变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碳。“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时下最流行的说法，包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其实就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
碳，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却对生命至关重要。人类体重的18%都是碳。如果没有碳，不光人类，任何动植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都无法生存。二氧化碳是一种最常见的无色温室气体，是地球碳循环的一环，也是人类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植物、细菌和藻类则吸收它。它是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一部分。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目前，人类活动所致的三大危害已十分明显：第一，臭氧层变薄甚至出现空洞，使人类受到宇宙射线的侵害大大加剧，各种癌变、病变不断增加，甚至婴儿的早期发育都令人担忧；第二，温室气体的迅速排放与地表植被的迅速减少形成强烈反差，海平面不断上涨，气候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等灾害的能量与数量都不断升级；第三，由于垃圾大量焚烧，剧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人类与动物的身体机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碳博弈：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谈判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和责任，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姜克隽几乎参与了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在日本京都，他在谈判会场的门外手持电话，待命到深夜。因为参与谈判的官员会随时电话咨询他：“我们能接受多少百分比的减排任务，我们能承诺到什么程度，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哪些……”
“那些参与谈判的同事说，与其他任何的国际博弈不同，气候谈判尤其怪异，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答案，但利益掺杂其间，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与《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谈判相比，姜克隽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篇章。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于是CDM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应运而生。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合作减排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在发达国家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几美元。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催生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发达国家不用改进生产体系，而是出钱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因为空气是无界的，在中国减、欧洲减、美国减，对大气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减排量成为一个可转让的产品，它看不见、摸不着，不用桶装，也不用船运，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电子序列号。
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有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源，但那里的农户买不起太阳灶。投资公司就可以免费把太阳灶分发给用户，而农户使用太阳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就可以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就可以拿到国际“碳市场”上，卖给发达国家。
CDM机制主要应对的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只是四大支柱性难题之一。另外三个难题分别是减排目标、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减排测量机制。其中，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分歧巨大，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比亚纳教授说，其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关于减排数字上，还留有空格，等待各国首脑进行最后协商敲定，填在文件上。
绿色和平组织说得更加形象：气候变化的症结已经诊断清楚，治病药方和疗养方案也摆在各位医生面前，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各位医生放下听诊器和X光片，走进病房告诉病人，我们准备好了。
碳政治：排放No.1和Mr.No
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在这方面，欧洲像一个孤独战斗的勇士。”法国教授杜比亚纳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碳意识形态：人人都是地球人
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环境管理也应该全球化。空气是没有国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透支。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就是全人类的自然资产，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我们已经向大自然欠下了巨额债务。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另外制造一个地球。
地球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整个生态系统“翻”进一个全新的状态。面临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低碳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是地球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说，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时不我待，不如伸出双手，让这种力量更强大一些。
在中国，最简单的减排办法就是节约用电，中国70%的电力资源是通过燃烧煤炭得来的。在交通方面，尽量驾驶小排量汽车和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居住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里，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资源浪费埋单。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既有建筑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会释放约0.8吨的二氧化碳。在住博会期间，京城两家地产公司建设了“明日之家”样板间，向公众证明低碳居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
此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选购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减少垃圾，进行垃圾分类，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印，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也都是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总之，低碳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寻求人与地球更友好融洽的生活方式。
碳危机：既是气候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人类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的心灵。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毁灭。”哈佛教授包弼德说。他通过对中国古村落和城镇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气候的融洽程度非常好。“我们能够证明过去的东西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球观察研究所分别资助了哈佛和清华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与山水人文契合的秘密。
“我们寻访了上百年的梯田和灌溉系统，群山河流环抱的村落群，乡村和城镇里的房屋、祠堂、庙宇、商店、工厂配置。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宗祠和世袭的老屋。我们的任务是，考证出它们建造的原因，人们怎样生活在其间，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漫长历史的一个部分，古建筑和古村落与风土人文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包弼德对浙江金华进行了四次考察，对金华一头撞向城市化充满忧虑。
“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如果说，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那么，为了生态重建，也必须精神重建。”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生态的破坏自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先行破坏。“人只有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才会对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认识态度，也才可能最终解决好一切生态问题。事实上一切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如果不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与思维方式，生态危机仅仅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行动中的气候公民 个人篇之远山正瑛、大龙隆司
种中国树的日本人
远山正瑛(1907～2004)：被称为“日本治沙之父”的远山在83岁高龄之时，义务到中国的库布其沙漠种树治沙，一种14年，直到逝世，被称为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
大龙隆司：日本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网络”(Green Net)中国区负责人。自2000年起便投入内蒙古科尔沁沙漠的绿化工作。近十年间，大龙组织来自日本和中国本土的志愿者一共种树350万棵，为科尔沁重现了25000亩绿地。
日本人像苦行僧一样成群结队来到中国植树防沙，中国人对此却少有觉醒，更冷眼视之。
文/柯勇
曾与远山正瑛一起工作过的摄影师卢彤景感触良多：“他们严格遵守种树的每一个步骤，树苗的坑洞有严格的深度和宽度，树苗摆放正中的距离、树苗之间的距离、土壤的松软程度等等都是标准化流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趴在树坑旁边丈量所有的数据。在工作完成之后，铁锹等用具都会清洗干净，现场不会有任何杂物遗留，每个人都自觉地拾捡垃圾，带到垃圾站。
1995年以前，卢彤景还是包头矿务局的一名普通职工，顶多算一名摄影爱好者，对于环保并没有太多认识，虽然沙漠离自己并不遥远。黄河北边是包头，黄河南边就是日本老人远山正瑛绿化植树的地点——库布其沙漠。
1995年《人民日报》一篇关于远山正瑛的报道吸引了卢彤景，那一年远山正瑛已经在库布其沙漠种下了100万棵白杨树，通过在国内号召日本人“每星期少吃一顿饭”，用一年积攒下的钱来中国种树。来回机票、买树苗、食宿的费用全部自己解决，树种好之后还要雇当地老乡来看护，直至成林。
远山正瑛：赴华植树第一人
当时在日本国内，远山正瑛经常站在凳子上，在车站、码头、商场门口发表演讲，讲述草原沙漠化的危害，“而中国有很多的沙漠，迫切需要我们去帮助”，一旁的志愿者们登记造册，随后组队前往库布其。
在卢彤景看来，有些日本人来中国种树只是个人行为，而远山正瑛不是，他在种树之外做了许多环保教育工作，还成立了“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世界一盘棋子，绿化中国沙漠也是在帮助自己”，是远山正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了培育树种，远山正瑛号召日本小学生到车站、码头捡被丢弃的可乐纸杯，收集起来整理好运到中国，抵达库布其沙漠之后再在里面放上种子，作育苗之用。
此外，他还号召日本的孩子们“一星期少吃一根冰棍”，有些孩子实在来不了中国，就在一个竹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让志愿者把竹牌带到库布其沙漠，委托自己的亲朋好友替自己种下一棵树，种完之后再把竹牌安放到树旁。
初次接触远山正瑛之后，卢彤景成了一位环保志愿者。1995年到2000年这几年，几乎每年春天他都会前往库布其，与远山正瑛一起植树，所有费用都由自己负担。住宿一晚需要45块钱，每天吃饭要花费20多块，几年下来，在植树上花的钱，卢彤景自己也算不清了。
与远山正瑛一起的志愿者几乎都是日本人，卢彤景是唯一的中国人，“虽然不懂日语，但他的意思我都能知道，他在黑板上画图，画坑的大小，数字是可以看懂的”。每次开始种树以前远山正瑛都要给大家上课，每次都会先讲中国的地理状况，之后才告诉大家树该怎么种。
大龙隆司：接过远山正瑛的枪
2004年远山正瑛去世时，他已带领日本的志愿者在内蒙古黄河河套南部的库布其沙漠内种下了340万棵白杨树。而在内蒙古的最东边、通辽市郊的科尔沁沙漠，另一位日本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997年，日本国内第一次感受到了从中国吹来的沙子，在内蒙古集结的沙尘暴竟然越过了太平洋抵达日本本土。这一年大龙隆司刚刚大学毕业，他来到内蒙古的西部伊盟(现在的鄂尔多斯市)进行考察，当地沙漠化的严重程度触动了他，萌生了种树绿化的想法。回到日本后，与好友斋藤晴彦一起成立了日本“绿化网络” (Green Net)，一个以沙漠绿化、预防荒漠化为主要目的NGO。
他们将Green Net的工作地点选在距离日本最近的沙漠——科尔沁沙漠，与日本直线距离大约1500公里，从成田机场直达科尔沁最近的通辽机场需3小时。
大龙隆司如今住在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绿化地点在只有70多公里外的库伦旗。
往返于家与大漠之间，郑州日产公司赞助的两辆皮卡车成了最好的代步工具。
在科尔沁都市报记者沈慧莲眼里，大龙是一位很朴实的日本年轻人，如今科左后旗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不但学会了当地方言，大龙隆司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已经跟“老乡”无异，不时蹦出一句“咋整啊”总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龙刚到科左后旗的时候，大部分当地人非常不解，为什么一个日本人千里迢迢地跑到这片沙漠来种树，有人猜测这片沙漠下面发现了石油，更多老百姓认为大龙来种树是为了以后卖木材；也有人猜测是由于日本面积太小，没有地方种树，于是到中国搞林业，等树木长大后就卖回去。
今天，附近的村民开始主动参加Green Net组织的义务植树活动。2007年，大龙隆司与一名叫屠兴卫的库伦旗姑娘结婚，这位美丽的满族姑娘曾经是Green Net的一名员工。
自1999年至今，Green Net在科尔沁沙漠已完成造林约25000余亩，种下约350万棵树。
与远山正瑛获得日本普通民众支持不同，大龙隆司与他的Green Net更多借助了大企业的力量。自2001年开始，美国户外用品公司Timberland已协助种树近100万棵，他们以负担全程食宿与交通费用的方式招募消费者前往科尔沁。
“旅行，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一辈子，却可能从没想过旅行也可以为地球带来希望。”这一句话也因此被许多户外爱好者所铭记。
于坚：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于坚赞同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的灵感都来自土地中自然的诗意。他坚信没有大地，就没有文章、没有中国文明，过去的十多年，他一直在倡导恢复中国的诗意生态。
采访整理/朱慧憬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这是“爱智”的时代，也是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全球化就是人为地依据少数摩西式的精英人物的理性和知识所设计的世界未来“尺规”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全球化是一份从西方开始的世界图纸，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承认现在面临的许多生态危机只能通过科学来解决，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的力量。但是生态的恢复首先取决于精神世界的生态恢复。思想生态的世界性失衡，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中国今日的生态危机其实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文明与全面反自然地重新设计改造世界之间的矛盾所致。如果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我今天强调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四合院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我们应该在古代精神里面重新意识到中国人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我们需要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有形而上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形而下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们对诗意世界的向往，只有诗意才有和谐。
我们一直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西方形而上传统下思考出来的东西，是在它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
巴黎
20世纪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我，都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从炮舰进入广州开始，这就是每个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它是一种命运，一开始是炮舰，一直到今天变成了世界本身。
我年轻的时候，西方是一个彼岸的象征，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非常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实现现代化。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台北街头的情景，大街上全是小汽车和高楼大厦，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惊呼，觉得那样的世界简直是天堂，好像是一个梦。
我迷恋的第一样工业化产品是自行车。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完全着迷于自行车的速度。我母亲跟同校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从早到晚一直骑，把人家的自行车摔得都掉了色，不好意思还给人家，就自己买了一桶油漆，把人家黑色的自行车重新刷了一遍。那是我少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
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维新。新的技术，新的工业品，什么事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方向就是西方。在我年轻时，最梦想的就是穿西装、穿牛仔裤、留长发，因为在80年代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是昆明最早留长发的一批人，我们也很早穿上了西装，非常拙劣的二三十元一件的西装。那是美国支援缅甸，缅甸又把它倒卖给中国的旧衣服，但我们穿得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是一个彼岸。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已经开始减缓。我第一次出国去巴黎，当时西方在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新世界，可是我发现，巴黎就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有很多两三个世纪以前的建筑，很陈旧，这使我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某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会被视为迂腐、保守。这些都让我开始冷静地反思所谓的现代化。
同样，我记得1996年前后昆明要搞世博会，当时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老城区都拆得只剩下一两条街了。当时，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小伙子，骑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了一个录音机，唱着很悲伤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为什么我们要拆除这美好的什么什么。他一路走一路唱，我非常感动。可惜，当时大多数昆明人都是支持拆迁的，人民非常拥护现代化。
滇池
对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是滇池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末某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游泳，脱了衣服往滇池里面走，走了十多米以后，发现水里面沾满了非常可怕的绿色的东西，而且水是臭的。我非常惊骇，吓坏了，转身就往岸上跑。那种惊骇的感觉就是忽然发现太阳变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末日。
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滇池的水都是干净得能喝的。在我看来，滇池的干净是地久天长的，是永恒的。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和大地、自然有关，因为从昆明城走上十分钟就有回到大地上的感觉。滇池两岸平原上有一些乡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样式，有种闲适的慵懒。昆明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省城，现代化进程曾经非常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初，昆明附近非常古朴，我有时间像古代诗人那样感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云南的乡土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永恒感，但现在我发现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我很惊恐。五千年文明没有这种经验，阅读古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读到哪篇文章写污染、写河流会变色。不仅仅是我，可能李白、杜甫有这种经历都会吓疯的。好比如果没有永恒的黄河，他们怎么能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些伟大的诗歌，都是基于地久天长才会有的灵感。要是惶恐不安，老觉得这个太阳就要黑掉了，古代诗歌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哀叹滇池，写了首《那人站在河岸》。我只是写了昆明一段河流给我的感受，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蔓延到整个中国。但是，从此我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强调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那种灭亡感，那种死亡感，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汽车
现代化的可怕在于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拒绝跟着其步伐前进，就会被生活开除。如果你现在用呼机和人联络，用盒式磁带来录音乐，你还能和别人沟通么？我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但是问题是现在到哪里去，所有人都是开着汽车去的，只有我是步行去，这点很怪异。他们当然不会说，我是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汽车，这被说成了故意耍酷，你说别扭么？我现在还骑自行车，因为我非常讨厌汽车的味道。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对身体是有害的，再高档的车总会散发毒气，我不喜欢散发毒气的东西。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每个人都要有汽车。中国容下那么多汽车吗？我很怀疑这一点。在美国，几乎一家人要有两三辆汽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地域如此辽阔，而且西方人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一家人和另外一家人的距离总有好几公里，美国人不喜欢比邻而居。那么从A点到B点，参加一个聚会、买个菜都需要汽车这个代步工具。可是昆明这么小的地方，步行就能从A点到达B点，小汽车却拥有100万辆，在全国居第三位，你说滑稽么？为什么昆明道路那么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有车，有车是什么意思呢？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面子和身份的象征。等于是中国在用西方的技术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人可以用水泥、钢筋、塑料、电器来塑造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应该给人一种在古代天空下的安宁感。无所谓古代或者现代，安心、舒适、愉悦，这难道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么？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以毁灭诗意为前提的生活，反而应该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保存古老的诗意的生活。我在北欧看到过如此的良好范本。
现代化是西方人研发出来的，他们一直在调整现代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是比较人性的现代化。他们意识到污染对土地的危害性，因此这一百年，他们在改变这个错误，在向东方吸取文化养料，要把理性的技术的东西变得柔软一点。现在到巴黎、到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很强的中国味道。西方在吸取东方经验，可是我们却是在往被他们抛弃的方向行走，在改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逐渐在失去我们的故乡。
用钢筋水泥来建造现代人的故乡无可厚非。以前住院子，现在人多了要住摩天大楼，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没法给予我们安心的舒适感，而故乡应该是安心之所。我们只能回到乡土社会去寻找故乡的影子，我在《众神之河》中写到的巍山就是理想的故乡模样——不仅安身，还要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化。这是一个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它不是为了“更X”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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