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年

    21世纪经济报道 陆振华 北京报道 2009-12-01 00:53:30

　　这是一个最先由科学家推动而后引起大众和政界广泛兴趣的话题，是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重构世界利益阵营的角力场，是一场二战后将全世界都拉进来的国际大谈判。

　　如果某个国家不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没有国家会批评你。但是若不愿加入这场谈判，那么就会像如今的美国一样遭受“道德审判”。

　　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从1995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到如今，190多个国家坐在一起整整谈了15年。

　　谈判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发达国家的绝对减排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暖，有效阻止或应对地球温室效应加剧所带来的气候灾难。

　　哥本哈根会议（COP15）被寄予厚望，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大幅度的中期绝对减排指标上的停滞不前，让世界无法排除对COP15谈判流产的担心。

　　在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分野是如此清晰。11月27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外方代表和77国集团代表。

　　温家宝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着共同利益，中方高度重视“基础四国”磋商机制的作用，愿加强与77国集团的协调配合，推动哥本哈根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得公正、合理、可实现的成果。

　　科学界与政界的联合

　　气候变化政府间谈判最初是由科学界推动的。而气候、环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雾都”伦敦就尝到了工业化的恶果。

　　1952年12月4日开始伦敦大雾。工厂和住户排出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气体与污染物在低空蓄积，五天不散。市中心的烟雾量几乎增加了10倍，空气变得更脏和更有毒。大雾最终夺去了12000人的生命。

　　此次事件的发生，直接推动了英国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此后伦敦花了50多年的时间，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科学家们坐不住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要性的提出，最早是在1979年的全球首次世界气候大会。在这场主要由科学家参加的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89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成立，为科学界评估气候变化提供了官方平台。至今，IPCC共发布了四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其中，1995年的报告强调了采取强有力政治行动的必要性，2001年报告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到了2007年，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暖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明显增加，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到6.4度，由此造成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洪涝干旱等将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

　　也有非主流科学家对全球变暖提出质疑。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气候研究数据造假风波，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陈迎认为这可能是“炒作”。

　　陈迎对本报表示：“个别人的‘不当行为’，不可能否定IPCC经严密组织和论证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可能否定气候变暖事实的存在。”

　　西方利益集团的分化

　　早在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后，政治家们就行动了起来。这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

　　从1994年开始，UNFCCC每年召开缔约方大会（COP）。1996年日内瓦缔约方会议正式进入议定书谈判阶段。

　　1997年COP3通过《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无疑是又一个里程碑。规定了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事件表和额度等，设计出三大创举性制度：排放交易制度（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随着《议定书》、尤其是对减排指标的谈判，利益集团也清晰的呈现出来。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欧盟从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时的15个成员国扩大到27个成员国。目前，欧盟承诺的中期减排目标是30%。

　　社科院陈迎说，以美国为首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曾经力量非常强盛，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等国。但随着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批准《议定书》，伞形国家集团形式上瓦解，力量大大削弱。日本今年宣布其25%的减排目标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

　　美国在2001年COP6第二次会议中，布什政府拒绝批准《议定书》，曾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议定书》是否生效的担忧。临近哥本哈根会议，美国奥巴马政府在11月25日正式提出相对于2005年基础的17%减排目标。

　　此指标虽然给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月26日国新办发布会后对本报表示此指标“毫无新意”。

　　通往哥本哈根之路

　　200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COP11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等诸多重要议题，并确立了“双轨制”：在《议定书》下特设工作组，谈判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在《公约》下将美国、澳大利亚等非《议定书》缔约方纳入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

　　2007年COP13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则“授权”（mandate）特设工作组在2009年完成针对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的谈判，这也是为何哥本哈根会议如此关键之所在。

　　巴厘岛会议还要求，发展中国家要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国内减缓行动，同时获得相关资金和技术支持。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本报说，发展中国家在COP13谈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巴厘岛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要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挂钩。“这一点谈下来很不容易”。

　　2008年的COP14波兹南会议则乏善可陈。会议为谈判所加的“油”并不多，动力不足，会场上失望情绪弥漫。

　　当时参加会议的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发达国家不对自身温室气体减排情况做出回顾和评价，不对后京都时代的减排目标做出承诺，而是花费很多时间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两大阵营分歧愈加巨大”。

　　会议取得的进展很少，包括适应基金董事会的确认。会议决定启动约为8000万美元（可能在2012年前达到3亿美元）的适应基金，但与发展中国家500亿美元的需求相比，无异杯水车薪。

　　两大阵营的分歧在2009年UNFCCC数轮谈判中更加明显和升级，直接导致11月初巴塞罗那会议中，55个非洲国家集体离席抗议发达国家拖延谈判的不作为。

　　就在15年纷纷扰扰的谈判进程之后，哥本哈根会议的倒计时即将结束，而地球仍在变暖。

　　2009年12月7日，COP15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拉开帷幕。

　　有人说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