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钰 《环境保护》杂志
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首脑齐聚哥本哈根，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国家元首集会。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资金支持和监督机制等议题上分歧严重，为期两周的会议被迫拖期一天，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气候大会争议中艰难落幕
经过马拉松式的漫长艰辛的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地时间12月19日下午在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后艰难落幕。
本次大会原本计划以一份180多页的文件草案为基础开展磋商，这份长文件是经过两年的几轮预备会议产生的，原来的目标是在哥本哈根大会最终达成具有减排指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经过一周多的谈判而未能取得进展。12月19日下午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其中188个国家赞成，委内瑞拉、苏丹、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古巴5个国家反对。与会各国同意继续展开谈判，并在2010年底的墨西哥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完成谈判。《哥本哈根协议》文本尽管与之前的期望相差甚远，但为今后细化内容、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打下政治基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本次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本次大会是“重要的开始”，但潘基文同时承认，谈判进程相当复杂，进展非常艰难。本届大会没有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形成全球性共识，但他将尽力推动在2010年实现这一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但很清楚的是，如果想将全球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的话，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行动力。”德布尔说，现在的挑战是将哥本哈根达成的政治协议转化为未来的实际行动。
对于此次会议的结果，各国及国际环保组织的反应不一。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表示，该协议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国际社会需要保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机制，这是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政府表示，《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等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则表示，《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份“有意义的”、“有突破”的文件。
但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大会的最终结果则表示失望。世界自然基金会12月19日表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曾经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最终虽获得了一些成果，但远无法解决当前危险的气候变化问题。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各国元首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佳历史时机。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也承认，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结果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及在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需大规模资金问题上达成的一致。
发达国家刻意忽视气候公正问题
世界上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而贫困国家却在遭受着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干旱、洪水、台风和更高的疾病发病率的影响。
在本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当前的气候谈判必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坚持双轨制，发达国家应正视并承担起历史责任，加大减排力度，并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发展中国家原来想通过本次大会敦促发达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但后者不仅避之不谈，且暗中拟定了强制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协议。发达国家在提出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目标的同时，又附加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该承担的义务，例如欧盟提出的30%减排计划和日本的25%计划，都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制减排作为附加条件。这些做法表现出发达国家不愿意实现“巴厘路线图”既有的承诺，采取各种手段想转嫁责任，搅乱谈判格局。
针对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2月17日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将美国和中国放在同一水平上提出减排要求令人感到费解。美国人口数量不足3亿，而中国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5倍。美国每天消耗超过2千万桶石油，而中国每天仅消耗500万~600万桶石油，不应对美国和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查韦斯说，在减排上发达国家缺少的是政治愿望，如果全球气候换成是美国的银行，气候变化问题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早就会采取行动救助了。他说，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停止过度消费，提倡共同分享。
巴西总统卢拉12月18日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发达国家不要将金钱看作是一种施舍，看成是对其他国家提出要求的权利，要清楚这是发达国家在碳排放方面两个世纪以来欠下的债务。卢拉说，在巴西、印度、中国、非洲等国家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发达国家在排放温室气体，巴西并没有向大气中排放多少的温室气体，现在刚轮到巴西要发展了，便被要求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减排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来自大卫铃木基金会（David Suziki Foundation）的戴尔•马歇尔(Dale Marshall)说 ，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不履行减排责任的行为，就像自己驾车在绿灯处停顿，却指责被堵在后面的车辆造成交通堵塞。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在媒体吹风会上曾表示，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口头上向外界承诺遵守《京都议定书》，但实际上一直都想废止《京都议定书》，在闭门会谈中也明确表示不想承认《京都议定书》。部分发达国家放风说，《京都议定书》生存期限不会超过2012年，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而部分西方国家以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为由拒绝就其继续进行谈判，实际上是为在减排上不行动找借口。
12月9日，美国参加气候会议的特别代表托德•斯特恩对于气候债务的说法引来各方的普遍关注，斯特恩说，“我们绝对承认排放温室气体的历史行为，但是关于负疚感或赔款，我明确地表示拒绝。”玻利维亚对此回应称，“如果打碎了东西，就应该花钱赔偿。”我们这里雪线在下降，旱灾在增加，水资源在枯竭。而我们并没有造成这一切，谁污染、谁付费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人卢蒙巴•迪亚平说，应对气候变化就相当于一场战争，我们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增加气候变化资金支持数目，如果计算一下美国每年在战争上的经费花费，这笔钱并不算多。
减排与资金死结尚未打开
据徐华清介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要求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个别地或共同地使2000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尽管附件一国家整体减排情况满足了这一要求，但这主要是靠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排放量继续大幅度增加，即使到了2007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还比1990年分别增加了16.8%、30％、26.2％和8.2％。因此，从确保一致性及遵约角度，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建议无论是议定书缔约方的欧盟、日本等，还是公约长期行动工作组下的美国，其减排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基年仍为1990年。
以欧盟为例，在这次大会上意图颠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要求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减排承诺也从有条件的30%退到早就宣布的20%。欧盟还提出只打算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其提出的援助金额数字也是杯水车薪。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需要将GDP的0.5%到1%拿出来作为气候变化援助资金，而目前提出的到2012年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远低于这一数字。而据属于气候行动网络（CAN）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向《环境保护》杂志分析，目前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宣称提供的气候变化资金都是经过重新包装的其他渠道现有的援助资金。
来自行动援助（ActionAid）的拉曼•梅塔(Raman Mehta)说，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自主减排目标，是带着诚意来的，希望本次会议能够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却被发达国家“欺骗了”。
曾经参与谈判的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说，奥巴马在大会上的讲话涉及三层意思。第一是减缓行动，其实侧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行动；第二是强调提高减缓行动的透明性，主要针对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是一种通过“三可”而变相增强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法律约束力程度的做法；第三是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条件下，才肯通过“不同的渠道”帮助筹钱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出资，而这却大有可能是“美国请客，众家出钱”，而在谈到这“众家”时，发达国家近来越来越多地以强调所谓“南南合作”为由，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外汇储备、主权投资基金、公共财政收入，以此转移责任。
邹骥分析说，美国在所谓“三可”问题上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可谓一箭双雕：一来可以转移视线，将谈判焦点从美国减排目标的充分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性；二来通过预设前提条件而将不能提供足额资金的责任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性不足”上去，进而让那些渴望得到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是获得资金的障碍。
据外媒报道，美国官员宣称，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计划出资的1000亿美元，大量也将来自私营领域。
基督教援助组织（Christion Aid）表示，富裕国家们采取强制和不妥协策略，以逃避其减排责任，而这距离一个公正的、富有决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要求相差太远，而这导致一个本应给最贫困、对气候变化影响最脆弱国家带来希望的大好机会被浪费掉了。美国在此次大会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与会各方原本希望奥巴马会携带着给全球气候的礼物而来，但听到的却是空洞的言辞。
气候纷争意在逐鹿发展空间
在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大会高层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向《环境保护》杂志表示，全球碳排放空间有限，由于发达国家已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200年左右，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错过了争取碳排放权的最佳机会。因此需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据悉，目前美国正在酝酿通过气候和能源行动法案。如果此项法案通过，通过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减排核查，美国可对没有达到核查标准的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实施惩罚性碳关税。据分析，欧盟也有出台类似气候和能源法案的可能性。
而在此前，在国内也有担忧的声音，担心等到中国也被要求承担具有约束力的碳减排义务时，能够实现碳减排的“悬挂在低枝的果实”已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等方式被“摘走”，有一天中国也要花高价去购买碳排放权。
在谈判进程中，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纷纷向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其参加量化减排行动。此间一些专家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而发达国家却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担心其固有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因此想以此限制后者的发展空间。
欧盟环境部负责人卡尔•法尔金伯格（Karl Falkenberg）12月11日在一场媒体辩论会上声称，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理所当然的污染排放权利。而同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于庆泰则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地球碳排放空间有限，如果某些发达国家先行占据了碳排放空间，发展中国家自然就没有足够的排放空间了，而目前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发展阶段，尤其需要这些排放空间。在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我占有的是我的，我占有你的还是我的，这是气候占领行为，发展中国家现在要拿回自己的排放权。
聚光灯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大会发言指出，目前时间紧迫，要锁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取得的共识，不要背离公约和议定书，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代价。温家宝表示，无论大会取得什么结果，中国都会继续坚持国内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行动。
在此次大会上，中国派出至少5位来自环境保护部、科技部、中国气象局等部委的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代表中国参会，向与会各国代表展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一些国外媒体称，中国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展示了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徐华清向《环境保护》杂志表示，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拥有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都显示了国力，也让中国成为聚光灯下频受关注的目标。据徐华清介绍说，中国的碳强度削减目标是在综合考虑国情和发展阶段及能源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将继续增长，这些都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挑战。“十一五”规划及近年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实现上述节能降耗目标，还是完成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任务都还相当繁重。
徐华清说，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实现“巴厘路线图”所授权的预期成果，没有在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但也应该看到各方为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诚意和信心为确保协议沿着正确轨道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本次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有谈判案文中坚决维护了本国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对会议主办国丹麦在未取得各国谈判代表同意情况下，试图将自己拟定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大会讨论的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充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回应提高减排行动透明度问题，于庆泰表示，中国不仅提出了减缓目标，还定期向世界公布采取的减排措施和付出的努力，美方提出的问题是要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而少数发达国家在会上提出的方案也是要取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责任的区别。
据报载，近期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英国首相布朗都曾指责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对哥本哈根谈判没有取得理想成果负责，对此邹骥向《环境保护》杂志表示，发达国家自己没有率先实现减排，也没有在资金、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额支持，因此也就失去了向中国说三道四的资格。
争斗远未结束
此次哥本哈根大会曾被称为“拯救全球气候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尽管100多个国家的首脑飞抵哥本哈根参加气候大会，却最终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目前大会达成的共识是，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等于把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会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希望发展中国家将来可以改变“《公约》或者《京都议定书》要求”的思维定势。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谈判任务将更加艰巨，双轨制谈判原则有可能进一步受到挑战。未来气候谈判仍将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能够拿出政治诚意，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切实承诺和履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尽义务。
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边会演讲时数次用《终结者》式的语言表示，“我会再回来的”，引起在场的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在怅然若失地走出贝拉中心时，来自全球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和环保组织的参会者无疑也怀有同样的心声。绿色和平组织12月19日宣称，事情还没有结束。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峰会前要求一个真正的协议，现在他们还在这样要求。世界自然基金会12月18日声明说，尽管感到失望，但我们对未来依然抱有希望，各国首脑们将来还要回到谈判桌前继续之前未完成的谈判。
事实上，哥本哈根规模空前的与会阵容至少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而这种政治意愿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德布尔在大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点也表示了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哥本哈根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的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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