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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科学家否认“气候门”有损IPCC研究严谨性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5月25日14:58

  康大卫:应探讨哥本哈根大会为何未达成协议

  《第一财经》:在IPCC的这些事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正在展开针对IPCC的一场讨论,我想问一下瓦伊纳,现在这个讨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第二个问王老师的问题,因为我不是学科学类,IPCC在07年的时候报告里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如果以世纪为单位,城市化对地表转化是非常微小的,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瓦伊纳:到现在为止IPCC已经存在了22年时间,现在共出了四次评估报道,我前面讲到这个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中参加的科学家,他们很多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实际上对于每一个报告,每一册来说,里面都会涉及到成千论万的参考文献,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相应的审查,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看到气候科学发展实在是太快太迅速,所以仅仅是像现在这样每过五年出一次报告,可能也许是不够的,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在这个程序上,原来的五年一次的程序,可能中间频次需要加大一些。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如何将气候变化研究的成果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纳入到政策里面,从而纳入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些谈判中,我相信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是需要讨论的,如果通过一个过程可以快速的把科学界的科学方面研究,反映到刚才所讲的政治过程和公共领域过程当中,既需要迅速,同时又要保证科学的严谨性。

  王绍武:关于城市热岛效应的问题,我不能对这个问题直接回答,但是我知道中国科学家已经注意到城市热导效应对中国的影响,这个正在从各个渠道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瓦伊纳:确实刚才像王教授所说,目前在城市气候站的确受到这个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各地很多地方,似乎存在同样的一个趋势,在09年的南半球气温出现一个非常高,可以说达到历史的顶点,南半球大部分的区域是海洋,大洋也受到全球变暖趋势,所以说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冷不仅仅是在大城市中发生,我们研究过程当中也是观测不同系统显示出来这样一种趋势,甚至包括一些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也出现这样一种升温的现象。

  贾鹤鹏:刚才像几位嘉宾谈到的,特别是瓦伊纳刚才谈到如何去更及时的把科学的发现向公众公布。我们问一下康大卫,在你看来如何能够在比较快的时间把科学研究的结果跟决策者进行一个沟通,从而使决策者更好的反映科学研究的一些结果,并且制定相应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记者是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康大卫: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气候门,还有到底气候科学可信度有多大的这些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哥本哈根会议没有产生我们希望它达成的这个协议。我想我们可以确定说,在前往哥本哈根开会的时候,主要的国家他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依据都是有很强确定性,他们受他们科学家的建议到哥本哈根,这个问题确实是在发生,确实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些问题,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些气候怀疑论者的太多的影响,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带着这种了解的态度去的,尽管美国之前在布什总统当政的时候一直说气候问题存在不确定性。

  实际上气候科学这方面,主要的国家之间还是达成共识,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应对这个问题,对于各国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真正对于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公平有效的框架,来实现全球对温室气体的控制和减排,他们没有办法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完全共识,最后所产生一个大家知道的“哥本哈根协定”,这个是缺乏约束力,同时也没有被所有的联合国的国家所支持。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哥本哈根之前,我们可能觉得非常差异,为什么在这个之前,对于世界媒体来说没有给各国政府首脑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他们一定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因为实际上在次之前两年,在联合国所进行的这些会议基本上没有产生实质意义上的效果,当时大家把希望都放在哥本哈根会议,认为两周的会可能产生一些奇迹,希望在最后两周能够达到一个政治上协议,而当时人们是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哥本哈根会议,但是经过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幻想。

  我想最后我希望大家,也是呼吁大家,大家作为媒体代表,可以进一步就各种有利于减排的经济手段和措施,进行更多的探讨,进行更多的研究和相关报道。因为现在在全球都在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帮助实现减排,各自可能一些自己的好处,也有存在一些不足,对这些进行探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应该更加清晰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全球的协议,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济风险,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个经济风险到底有多大,知道了解这个经济风险,对各国政府才有更大的动力,在以后的谈判表现的更好一些。

  贾鹤鹏:我们大家应该更多是报道减排中的一些经济好处,首先要有一些措施,从而鼓励大家去做好。实际上我们媒体今年在做这样几件事情,要做中国首届低碳创业大赛,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记者:有这样一个说法,由于气候研究的复杂性使得其与公众格格不入。现在并不是科学复杂性,而是关于影响是非常复杂,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仅是这方面,更多是政府和经济方面,很多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所谓的谈到减排这件事情,美国政府在搞一个很大的阴谋,中国政府也是有阴谋论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想,如果这样子,它现在的影响跟政治经济联系这么紧密,在这种关于气候变化报道当中,政治和经济、科学三者能不能分清,经济因素是不是影响报道科学性。另外在做这方面的报道,经济学家是不是跟科学家一样是有一个可靠的有发言权。

  康大卫:谢谢你问的这个问题,对于气候变化来说确实对我们是很大挑战性,要求我们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科学,懂得政治,都是很有难度的,对于气候变化来说,经济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对于各国来说关键在于必须能够达成共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公平,不能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比如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进一步发展空间,这样才能构成是一个所谓公平的解决办法。我们确实需要在全球开展一些真正属于成人之间的非常严肃,成熟的讨论,关于各国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减排,比如说通过税收方式,通过排放交易的方式,通过碳融资的方式。

  我还想就有关经济方面讲一点,当然我个人相信从科学角度说,现在有很多的政治倾向气候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威胁,也许有人还是不相信,人类在资源方面面临的瓶颈,比如说石油会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资源瓶颈,第二是涉及到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瓶颈,人越来越多,我们需要为更多人提供粮食,气候变化影响生产粮食成本和复杂程度,可能越来越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全面思考的,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问题,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他们对气候变化采取应对行动,也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刚才讲到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问题。

  有一位经济学家,他说光靠高碳发展模式,未来带来致命后果,首先因为高碳发展要求的能源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点就是高碳发展所带来这样一个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物理环境,也是有致命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对经济方面有更多的考量,对经济不同方面的探索,对于今年或者明年我们能够达到更加有效的政治方面的协议非常有帮助,我们希望在今天会议上也可以在明年南非会议上,最终实现一个全球政治上面的有约束力的一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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