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奥达斯·马克斯·穆法格拉(DEODATUS MAR) |
1. 您对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期望吗?您认为大会是否能够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今年11月将在墨西哥坎昆市举办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是继上次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届气候大会)的又一次会议,上次会议在抗击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幸失败,结果令人尴尬。当时世界对第15届大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在会议上达成全球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让发达国家制定具体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确保得到资金,对气候变化采取适应措施。但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这些目标都没有充分达成,会议只不过代表了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少数国家的意见。所以缺乏大多数国家(194)的支持,因此无法实施。除了没能达成协议,哥本哈根大会还带来了受挫感、失望感和绝望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汇集坎昆,召开第16届气候大会。我个人对这次会议没有太多期望,因为各国都更加关心自身利益,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让步或停步的打算,所以大会上也不会出现具有诚意的磋商。达成法律效力协议需要做出某些牺牲,而各国似乎都没有这样的打算。
美国的部分国家没有通过立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据此设定重大减排目标。欧盟希望并打算兑现“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30%的排放量”的承诺,但在实际履行之前,也在等待其他发达国家设定类似的目标。
磋商人员自身甚至就对第16届大会持怀疑态度,“坎昆会议不会有成效,希望它能够向下次峰会迈进一步”。欧盟代表团领队之一的龙格•梅茨格在近期的伯恩第三次气候会谈中表示。这次会议是第15届气候大会之后的第三轮会议,也是第16届大会之前的倒数第二次会议,该会议同样也没有达成坎昆会议前的磋商文本。
“发达国家没有做出大量减排的决定,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坎昆会议上是否能够实现重大成果,”印度尼西亚总统气候变化特别顾问阿格斯普尔诺摩近期指出。
此外他还指出,要向在2011年末的南非会谈(第1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协议也将非常艰难。
2. 在您看来,记者在宣传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担负着怎样的道德责任?
记者肩负着“让社会各界通过做出明智决策,对气候变化影响做出响应”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说,记者必须根据足够的科学知识,提供正确的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信息。作为教育者,记者自身必须充分了解气候变化问题才能教育他人,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记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导致他们的报导沦为散播恐惧情绪,关注细枝末节,追求轰动效应,以及描述可疑的灾难场景。各界人士都知道大涝大旱,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告诉人们这些情况;相反,他们应当了解的是,为什么极端灾情频发,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因为即便面临气候变化,人们也要继续生活下去。记者必须让各界人士了解:气候变化不会席卷一切,生活不会就此绝望,他们仍然可以采取措施,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生活下去。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记者来说,他们的道德责任应该是帮助弱势群体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减缓气候变化上,因为即使发达国家不再排放温室气体,人们依然遭受着雨林减少,温度升高、海平面升高、严重洪灾和持续大旱等灾难。不管怎么说,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温室气体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3. 在报导气候变化问题过程中,令您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什么?
我曾经报导过很多气候变化的故事,但是最近我在坦桑尼亚北部马赛地区经历的一个故事最有意思。该地区位于图瓦布,2009年遭受大旱,严重程度相当于1974和1914年的旱灾程度。据他们所述,其中一人原本有2000头牛,而旱灾结束后就只剩下200头了。他打算自杀,但被部族的人救了。其他几个丧失大量牲畜的人开始借酒消愁,借此忘掉损失。牛的价格也由原来的500美元一头狂跌到50元一头。由于旱情,该地区的许多年轻人因为没有了牲畜而去往市区。地区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震动。
但是,旱情也有好的一面。该地区从邻国肯尼亚获得了一种名为波拉尼的新品种牛,这些牛为了寻找草场,迁移到了坦桑尼亚。如果没有旱情,当地人要花贵得多的价格来购买这些牲畜。马赛地区还学会了土地利用规划;如今,他们在雨季时留出牧地,在旱季时留出其他地区,并坚持执行这一规划。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当地人向政府和其他当局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提供气候变化方面的教育以及应对新情况的方法。他们还在开展一项计划,让坦桑尼亚的马赛地区和肯尼亚召开会议,讨论在灾情期间如何开展合作,降低由于草场和水源缺失导致的牲畜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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