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麦加里(Dylan McGar) |
1.您对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期望吗?您认为大会是否能够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很难不对COP谈判抱怀疑的态度。在我看来,像气候变化如此紧迫和灾难性的事件早就应引起各国政府及政府首脑的迅速反应并就此做出明确的承诺。长期以来,我们一边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一边舒舒服服地守着资本主义的底线,因此,我们虽然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谈判,但目前仍停滞不前,既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制订清晰的计划。我觉得我们也许把太多的期望都寄托在政府和政治领袖的身上,而忽略了我们本身所具有的按我们自己的想法改变世界的能力。我对COP16的期待是能看到一场未被代表的由公民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集体的声音和负责任的参与者都不会被低估。我希望由公民领导的运动能更加团结、更加和平、更讲究策略、更懂得自省和更加机智,鼓励实践性社区和各行各业的成员找到各自在缓解气候变化中所担任的角色,并开展创造性的对话,提高人们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能建立一个体系,为公民机构和富有建设性的维权活动提供支持,而不只是大声地抗议。
2.对于贵国,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程度如何?
非洲,特别是南非的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关于碳排放和建设低碳社区,我们拥有众多的贫困人口,是世界上艾滋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许多人日复一日地与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作斗争,特别是干旱和反复无常的气候变化。水和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气候问题。虽然南非是世界上拥有最先进的环境政策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做出明确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承诺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SACAN立场文件中明确列出了南非需要采取的行动(http://www.sacan.org.za/),包括如下方面(几个需做出的承诺):
3.建立全国性的适应基金,支持基于社区的计划,开发当地的能力,建立本土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模式。
引入收入中性、逐级递增的碳税,将税收用于提供可持续的能源服务,包括食品价格升级和提供可承受的公共交通。
制订气候和能源政策,采取可再生能源的中期目标,如到2020年之前从可再生资源里提炼的电能占总电能的15%,建设250万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
迅速在大范围内落实“能源工作”项目,尤其是推进地方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可持续的生物量),通过公共工程项目创造了10万多个工作岗位,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
不再建立新的煤液工厂或燃煤电厂,尤其要通过提供可承受的、安全的公共交通方式加速交通模式的转变,将货运从公路转向铁路,到2020年将40%的公路货运转为铁路货运。
紧急实现移动工具的电气化和其他方式,替代液态烃;停止对石油和核工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助。
更有效地用水和管理水资源需求(不能采取私有化的方式或牺牲穷人的用水权),相应地,我们需要重新对有关水资源的筹资、分配和税收小心进行评价。
确保为农村社区提供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了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并调整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耕作方法,提高他们的恢复能力,并尽可能地维持耕作系统的生产力。
4.贵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程度何?
在南非,我们仍需做大量的工作增进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像莱奥妮•若贝尔(Leonie Jobert)这样的记者对增进南非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里仍有许多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仍不清楚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能更好地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做准备。我们要求采取更深层次的、更有创意的社会集体学习行动,建立以实践为中心的创新型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流程,建立活跃的实践社区。此外,2011年12月,COP17将在南非举行,因此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届时公众谈论起气候问题能够对答如流,在大街上、学校里和大众媒体上都能听到有关气候问题的智慧的、有见识的对话。
5.在您看来记者在向人们宣传气候变化的信息上担负怎样的道德责任?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记者是至关重要的教育者,同时也是建设性对话的推动者。在COP15的历次谈判中,记者很可能是其中最高尚、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因为他们使世人了解了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一切,以及气候变化的真正含义。此外,记者还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功能:他们建立了亲密的、私人的空间,使公众和普通公民可从中窥见到不可阻挡的气候变化的整体形势。因此,记者负有教育、告知公民的重大责任。他们在宣传和维权活动中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能提出那些奋战在应对气候变化前线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引起世人的关注,也能揭露或解释各国的政策和实践中复杂的、有时晦涩难懂的部分。不管他们自己喜不喜欢,记者、作家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同时也都是社会活动家。我们不可能在报道气候变化的时候忽略它对人权的大规模践踏。
6.缓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是,不管我们选择怎么做,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是“不伤害”,因为有时候甚至连我们旨在缓解气候变化的实践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其次,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密切学习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适应气候变化,因为这样做能快速培养人们掌握自己个人代理的能力,用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珍贵的与他人相对而言的“存在”和“行为”。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记者,既是艺术家、政治家和公民,也是革命家、和平的社会活动家,通过把自己与他人和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恢复能力。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的公民能培养出许多“会学习、会实践的家庭”,这些群体一起从事建设性的劳动,却不会在这一过程中迷失自己。这种劳动会丰富个人经历,让每个个体的经历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原先缺乏联系的地方建立联系,从而推进人们一起工作的热情的高涨。现在,世界各地涌现出一些致力于用这样的方式举行建设性的、积极的社会公正活动来解决全球变化问题的方法。像“没问题侠客”(Yes Men) ,“引爆点”(Tipping Point)以及离我们较近(发生在南非本土的)的“别逃避, COPART!” 或简称 COPART运动,将看似不可阻挡的、庞大的气候变化现象逐一分解,通过这些活动,人们认识到创造力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开发,通过这一工具将实际的应对行为付诸实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出于对气候变化的“负面消息”的反应和抗议,这种方法实在很无聊。而从积极的、创造性的实践中产生的新的社会活动,最终为我们展示了每个人都很熟悉的新的前景。这种有效的学习实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乐观的“预言”,不但揭示了现在所存在的问题,还非常清晰地描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借助创造性的技术,我们更容易实践这种解决问题和建模的方法,它能拓宽我们的思路,提高我们的想象力,从而在一个个性化的社会中创造出自己的变化。
7.没有遇过谁或哪里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到处都在发生着变化。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人在抱怨暖冬、酷暑和候鸟反常的迁徙时间。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西开普有许多城镇都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在有些地方还要用卡车从其他地方运水。在特兰斯凯(Transkei)从前班图人居住的地方,我认识有户姓Tshaka的人家,他们靠养奶牛和种庄稼为生。在过去的5年间,他们原本种植玉米和土豆等庄稼的大面积的土地现在已经变成家庭式的食物花园,而缺水、劳动力减少和城市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几个原因。西海岸的渔民捕的鱼越来越少了,而北开普的牧民则缺少足够的牧草和牲畜用水。2008年10月8日,我在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亲身经历了一场龙卷风。这场龙卷风袭击了里尼(Rini)社区,刮走了一所学校的屋顶,造成11人受伤,65人无家可归。在东开普,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频繁,这种骇人的现象以前从未出现过,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保险措施,弥补这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所以,那些因龙卷风袭击而无家可归或受伤的人只能自己支付相关的费用。你在南非各处都可看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由于艾滋病在全国的肆虐,人们需要更多干净的水和营养的食物,这也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对南非而言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8.道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最令我激动和印象最深刻的与气候变化报道有关的经历是,我在2010年5月在开普敦加入了“引爆点”智库。这里聚集了艺术家、科学家和活动家,一起探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创造性的方案。从那时起,我(连同其他许多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实践社区的受到启发的人们)一直支持COPART运动的成长,对其进行报道,协调其活动(可登录www.dontcopoutcopart.blogspot.com浏览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COPART已经成为多个实践社区的支持网络,这些社区鼓励每个人重新想象自己的未来,摒弃消费主义,通过强调个人的“存在”和“行为”创造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世界。COPART创造性地将现有的多个艺术节打造成社会学习场所,培养艺术家、活动家和普通公民对气候问题的认知,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参与COP17谈判。COP17已定于2011年12月及之后在南非举行,这消息这实在令人兴奋!
9.您认为个人采取缓和气候变化的行动是否重要?为什么?
我之前已经提到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个人的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行为很可能是唯一有意义和有效的缓和气候变化的方式。只有当全体人民集体决定政府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政府才会有所改变,而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明白缓和气候变化对他们及其家庭的重要性。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要求每个人重新想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在这一敏感的过程中,需要提供可行的、有吸引力的选择取代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深陷其中的自私的消费主义和盲目消费的陷阱。我们需要思考可以使我们过得好而不是过得富裕,且不会使环境恶化的方法。我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邪恶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来战胜邪恶的气候变化呢?在童话故事中,邪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从故事书里开始学会如何解决大问题。在故事书里,英雄总是获胜,勇敢的骑士带着精良的装备击退邪恶的恶棍,将世界从邪恶的诅咒中解救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这样与气候变化这些“坏家伙”和他们邪恶的诅咒作斗争的。然而,正是个体“超级英雄“这一简单的形象使我们变得一团糟。这种自由的、自足的个体一直是我们文化的原型,包括我们的经济、科学、甚至是艺术领域等等。我们在受消费驱动的工业化世界中看似无辜的独立的现代生活方式,把我们变成了”恶棍“,而我们不可持续的实践则成为对环境的“邪恶诅咒”。每个人心里都渴望成为集体的“英雄”、独来独往的冠军,这在根本上使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和环境充满了陌生人,与我们行为的后果割裂开来。这是我们解决大问题的典型模式。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恶棍,那么我们应如何大规模地改变自己呢?首先,我们需要停止使用“个体”(individual)这个词,用“个人”(personal)替代。因为“个体”会带给人“隔离”的感觉,而“个人”则是相互联系、相关的。我们首先需要鼓励人们详尽地了解气候变化,以及它与个人、家庭和世界有何关系,将杂乱无章的思绪和想法整理好,想象我们在世界生存和生活的场景(个人代理和代理指的是行动的能力),然后这一活跃的自我将自己的故事与他人的故事联系起来(关系代理),使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文化代理)一起合作,从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建立一个既了解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的社会。
搜狐绿色独家策划,我们将采访媒体、政界、商界、NGO等社会领域的50位知名人士,并让他们回答当下10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热点问题。如果你想知道各国记者“对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会议的预期是什么?”、大家“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阴谋论?”等问题的答案……
【敬请关注搜狐绿色“气候变化10问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