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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变化报道水平滞后 记者与专家沟通不畅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9月03日14:43

  气候变化报道层面上的记者与科学家的沟通交流

  主持人:Padddy Coulter(帕蒂科尔特)

  发言人:David Viner(大卫瓦伊纳)、方玄昌、Michael McCarthy(迈克迈卡锡)、Jean-Mark Fleury(让马克弗勒里)、贾鹤鹏

  专家给记者与科学家沟通的建议

  贾鹤鹏:我的经验是一开始,科学家他们不认为记者是可以跟他们进行对话的平等的对象,所以首先,我想我们对于科学家应该要了解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你要有充分的认识,然后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样记者就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可以和他们进行对话,举例来说,我最近的体验,我是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丁重礼教授,他不认为IPCC作出了正确的有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结论,丁教授对此有自己非常强的主张,一般情况之下,作为记者来说,我们只是听专家说的,科学家说的,我在采访中追问他为什么IPCC和你的不一样呢,你是怎么看的呢,这样的采访,就变得像一个辩论了,而不是只是单纯听他说,这是非常互动性的,同时,这个采访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而且文章也充满了很多的信息。

  方玄昌:我本人的认识是这样的,科学家和记者本来是一体的,应该是合作关系,记者通过对于科学家的采访,完成了自己的文章,而科学家可以通过记者的工作把自己所做的科研成果传播出去,尤其是气候变化领域,一个科学家做的研究如果没有传媒传播,仅仅发表在论文上,他所影响的面是比较窄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科学家从情节上来说愿意跟记者合作,但是事实上在中国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些,有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方面中国的科学家长久以来不把科普作为自己的义务之一,他也就没有一种理念要跟记者多打交道,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记者长久的工作中,2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格局,作为科学的报道,所受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据我所知,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比较有名的大媒体都没有专门设立科学版,所以科学记者的培养方面中国稍稍滞后,这样导致一个后果,我们的记者跟科学家打交道的时候专业方面确实有所欠缺,并不是说一定要让记者具有跟科学家完全正面交锋的能力,这个可能很难,但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科学家说得什么东西你在做一定功课的基础上可以听懂,但是仅仅是这个基本的要求,我们的科学记者也没有完全达到,这样就容易扭曲科学家的观点,这导致了我们的科学家不愿意跟记者打交道,这是双方的责任,我们的传媒人作为记者首先应该完善自己,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然后尝试着跟科学家做更好的沟通。

  Michael McCarthy:我们确实要记住,科学家行为上有不成文的规则。科学家准备在一个发布会上宣布了一个发现,而没有提前发布在同行的期刊之上,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这个曾经发生过一两次,比如说在科学家在试验中发现了什么东西,然后在正式的期刊上发布之前,就进行了新闻发布会,在科学界得到广泛的批评,所以对于科学家来说有一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的限制。对于一些高级科学家来说必须要有充分的信心才愿意跟媒体谈,如果你是从事了30-35年研究的科学家,你的关于气候变化相关的发现能够在《自然》封面上发表,当要和媒体谈话时,肯定非常紧张,如果记者有任何的歪曲,或者说不是那么理解,可能你会受到非常多的批评,最好的办法,像英国气象预测中心,20年以前总是会有一个新闻发言人,原来他是科学家,他现在是做媒体关系,他和媒体打交道非常有经验,而其他很多科学家并没有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非常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对于记者来说要记住这一点,对于科学家来讲确实有难处,特别是比较年轻的科学家。我们要认识他们的难处困境,作为记者不能预期太多,不能预期一个比较年轻的科学家,他们愿意那么直接地跟你说。

  J-M Fleury:在加拿大,现在政府的科学家愿意和媒体谈,但是有一个新的政府政策,不愿意让他们和媒体接触,在加拿大原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政府会有这样的要求,限制信息传播的新情况,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在我们国家进行过研究,在5个国家取样500-800名科学家,调查他们和媒体的关系,发现最为有资历的科学家和媒体的关系是感到最满意的,每次我们有这种会议请科学家来,他们总会说,比较有权威的科学家,在某些行业的领袖,他们对于这个关系比较满意,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给予信息,满足媒体界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这是他们为民主作出贡献的一部分。

  Pallava Bagla:我不止做IPCC,我其他也做,我上午也介绍过,我做很多其他的工作,由于冰川门的事件,我跟IPCC的科学家关系紧张,总体来讲,我跟一个教授有很紧张的对话。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访谈,最后大家都筋疲力竭,这个教授当时也很紧张,我觉得很吃惊地是说,在访谈最后,IPCC确实很为难我们这些记者,在电视台我们不遗余力地采访最高层的领导,我们会问他你今天行不行,明天行不行,我们一直尽量去采访单位的最高领导,但是IPCC的主席是左躲右躲的,不管是巴基斯坦洪灾,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印巴核危机,我们希望采访最高层的领导,让他们来发言。其实,科学家是很愿意发言的,他们如果知道,他们会被直接引用地话,他们还是很愿意来发言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原始发言的科学家采访到,比如说冰川门喜马拉雅门这个事,我们想看到底始作俑者是谁,跟他对话了解真相,我们同时也希望采访到最高领导,比如IPCC主席,我们希望跟科学家们敞开开放的对话。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谢谢。

  David Viner从科学家的角度做出的评论:

  David Viner:这是个双向的问题,对于媒体和科学家都很重要,这个对话也取决于双方的身份和报道的故事。我也做了大量访谈,但是有时候看到媒体人对于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报道清楚报,我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这个就显示出来相关的记者没有能够详细地了解新闻的细节。对于很多记者来说,我可以说是很多问题相关采访问题的第一对象,不管是出现气候问题还是气象问题,包括巴基斯坦的洪灾或者其他没有那么大的灾害也好,他们都会来采访我。98年开始我广泛的触电,当时是第五电台,还有包括气候变暖方面的话题我也谈了很多,在广播电视报纸频频出镜,后来一旦出现比较重要的天气现象的时候,大家会来问我,还有一点很重要,科学经费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所以说科学家是有责任给纳税人解释清楚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同时这也对于增进大家的信任是有益处的,有一些问题并不只是包括像气候变化的问题,转基因的也好,很多公共关系的科学话题都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

(责任编辑: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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