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岱珊：从独行侠到“淮河卫队司令”(图)

　　获得麦格赛赛奖后，霍岱珊开玩笑说，这次出国领奖后，回来就不用跟当地政府部门“报告”了。当年抱着理想主义心态，他参与到淮河的治理，原本以为两三年可以做完的事，后来却发现两代人都做不完，他的两个儿子如今也子承父业成了“淮河卫士”的骨干成员。

　　南都周刊记者_罗小敷 实习生 朱江燕 摄影_陈健

　　霍岱珊十余年来为淮河污染问题奔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如今也子承父业。

　　年近花甲，瘦小的身材，微微发黄的衬衣束在腰间皮带里，中规中矩的发际分割线，饱经日晒风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房间，霍岱珊一边泡茶一边感慨水质不太好，能喝得出味道来。随后，他又自顾自地感慨这种到哪儿都要看水质的职业病过于挑剔了，言谈间流露出让人似曾相识的中国农民特有的某种谦卑。

　　8月底，霍岱珊刚刚参加完由厦门绿十字环保志愿中心组织的“环保倡导维权经验研讨会”，作为第一个发言嘉宾，他做了“淮河卫士莲花味精厂案例”的主题演讲，向在座者讲述环保组织与排污企业从对立对抗走向对话的“莲花模式”。

　　第二天，他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接受拉蒙·麦格赛赛奖，这个奖被人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主要颁给为公共事业无私奉献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工作的人士。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霍岱珊：“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努力着，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从独行侠到“淮河卫队司令”

　　环保成为时尚也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环保只是一种概念，而对霍岱珊来说，早已成了终生事业，他说现在如果不做这个，魂都没了。

　　霍岱珊原是一名报社的摄影记者，十六年前他将镜头对准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层层叠叠的鱼尸让他“手抖”。四年后他辞去公职，独自走访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从源头到尽头行程4000多公里，自费拍摄了15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花朵拒绝污染》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后，一时震惊全国。

　　“莲花模式”是霍岱珊如今在许多研讨会上的演讲主题，这是通过与企业对话、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促使企业转型并达到治污成功的典型事例，推广“莲花模式”也成为霍岱珊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莲花模式扩展到淮河模式，如果淮河模式也成功的话，进一步推广就成为中国模式。”

　　“莲花味精”原来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近几年通过“淮河卫士”的深度参与，它的排污量大大减少，以前每天排放12万吨废水，污染物质成倍超标，现在每天排放不到一万吨。霍岱珊一直紧紧地盯着这家企业不放，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2003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办暗访8天后，对莲花味精偷排污罚款1200多万元。霍岱珊回忆，2005年，莲花味精的日本资方味之素表态，宁可撤资也不愿意投入资源整改。当年，在日资撤离后，莲花味精的中方负责人主动找到“淮河卫士”，双方就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莲花味精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

　　“许多企业治理污染的设施其实是齐备的，但为节省成本，只要有机会就可能偷排，有了公众的参与以后，大家盯着它，让它恢复绿色诚信。”通常情况下，霍岱珊与同事在发现问题后会登门找企业商讨解决方法，如果是小问题，就跟企业负责人沟通，这时候他们态度一般还可以，会从制度的执行、操作的程序上找原因，把污水治理好。接下来，霍岱珊他们会再作观察，如果还是比较严重，就会反馈给当地环保局；如果特别严重，就要启动应急预案，和国家环保局沟通了，不过，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与国家环保部门建立的“环保直通车”是霍岱珊引以为豪的。2006年国庆节，企业趁黄金周期间公众监督放松偷排污水，河水污染严重，死鱼漂浮，霍岱珊把情况直接报告给了环保部，环保部作出快速反应，让他找相关负责人士立刻调查，并提供一个处理意见报告出来。

　　2008年7月18日、19日，淮河沙颍河段的污染等级又突然提高了，接到群众电话后，他迅速联系了淮河水利委员会，协助他们进行调查。这一次水利委员会给了“淮河卫士”很高的评价，评价其是“真正的环保”。

　　刚开始，霍岱珊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也没想过成立组织。直到2003年，才将“淮河卫士”作为一个环保组织正式注册。当年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参与到淮河的治理，原本以为两三年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后来却发现两代人都做不完，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了“淮河卫士”的骨干成员，霍岱珊的环保历程可以概括成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环保组织。

　　“淮河卫士”现有注册志愿者1083人，他们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在企业的大门前挂上“环境信息公示牌”，要求企业将每天排放的COD（化学需氧量）、氨氮数量公布出来。目前，“淮河卫士”的主要项目是做淮河希望工程，其中包括对淮河水污染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和监督、对水污染严重的区域，比如淮河两岸的村庄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救助。

　　“我不是环保斗士”

　　虽然花光了家产，但经济上的困顿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披露淮河污染真相，霍岱珊曾多次受到人身伤害，匿名威胁更是常见，至今仍有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各种压力。

　　早期霍岱珊对淮河排污口的调查主要以暗访形式进行，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河道附近寻找隐秘的排污口，并用相机记录下来，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2000年，央视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后，霍岱珊开始小有名气，但“当地也对我警惕了”。

　　一次霍岱珊在淮河边发现了八个排污口，他花了一天时间拍照，返城路上就被身份不明者拦住了。七八个人骑着摩托车追上他，接着又有一辆小轿车堵过来，霍岱珊被夹在中间，这些人从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就是他”，然后便是拳打脚踢，还把他的相机砸了。

　　因为怕家里人担心，从此反对他再做这个工作，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霍岱珊没敢回家，借口到外地办事，在朋友家养伤一个星期后，才戴着墨镜回去，还骗家人说是拉车门时被撞了。后来，因为屡次发生这类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事，他的两个儿子也放弃了在外地的工作，回来跟他一起做事情。

　　霍岱珊不认同外界冠以他“环保斗士”的称号，“我们的工作有激情是不够的，它需要理性、策略。我们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暴力对抗，都是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一个助手的作用，是一个减压阀、润滑剂、黏合剂”。霍岱珊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一直很温和，但依然要小心行事。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不要逗留过长时间，速战速决，在对方作出反应前迅速离开现场，最好结伴行动。

　　即使遭遇各种威胁，他从不向有关部门求助，“这个没用，不用抱任何幻想，除了暴露自己，耽误事，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没必要做过多的纠缠。”改变做事方式，注重策略，不求助，这源自霍岱珊对目前国内环保现状两头热、中间冷的归纳和认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甚至明确挂牌子说这是我重点保护的企业，你怎么可能去跟它们较真？”

　　这样一个“哑铃状”，即处在两端的高层有相关法规法律政策一直在朝下推，老百姓也有治理污水、改善生活环境的迫切要求，但很多问题就出在位于哑铃中间地带的地方政府，“2007年上半年前，这个中间层对环保的认识可以说是不达标的，他们认为公众的参与应当是受限受控的，把它泛政治化，公众拿环境污染这个说事，他认为你不能说，甚至认为这是国家机密，为公众参与设置了很多障碍。”

　　2006年前后，“淮河卫士”的影响力已经很大，许多国外环保组织联系霍岱珊要来淮河考察，也邀请他出国参加环保活动。当时，日本的一个关于水俣病的环保论坛邀请霍岱珊出访，但霍岱珊还未踏出国门就被拦截回来了，“怀疑我是间谍特务，还要立案调查，但这些指证后来都被事实击破了。”此后不久，霍岱珊做了五年的政协委员职务也卸任了。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霍岱珊说自己也学乖了，此后只要有国际交流活动，他都会在事后第一时间到当地政府部门汇报，“事前说了就做不成了，得事后说”。

　　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是霍岱珊及“淮河卫士”最艰难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接到匿名威胁电话，有一次有附近村民给霍岱珊送来一面“治水英雄”的锦旗，他们前脚走，就有人登门调查，日子过得胆战心惊，那一段时间被霍岱珊称做“沼泽地”。

　　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颁布，肯定了公众对环保信息的知情权。“这对地方政府很有作用，经过几年的挣扎，我们的环境保护运动走出了沼泽地。”

　　2009年对霍岱珊来讲是转运的一年，各种奖项纷至而来：“中国十大年度绿色人物”、“中国十大法制人物”、“改革开放三十年环保人物”等等。

　　这次出国去领麦格赛赛奖，霍岱珊说，很兴奋，这是对自己多年来坚守淮河治理的肯定，但也是一种责任。他开玩笑说，不过这次出国领奖后回来应该就不用跟当地政府部门“报告”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都曾得过这个奖，而本次获奖的中国人除了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还有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

　　理想“害”了他一辈子

　　当天采访时，霍岱珊的大儿子霍洪杰从外地赶过来，他将陪同父亲去马尼拉领奖。霍洪杰是个80后，在子承父业加入“淮河卫士”前，他原本是艺术专业的，大学毕业后在郑州工作。当时选择回来帮助父亲，一方面是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当时觉得老爸被人打气不过，我和弟弟没想太多就辞职回来了”。

　　本以为做一段时间再说，没想到很快就融入进去了，别的同龄人在做生意赚钱或者在大城市里打拼，霍洪杰说其实没感觉自己“非主流”，“主要是价值观可能不太一样，但很多有钱人到头来还是会转过来做这个（环保），最重要是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很多事情我不想把它想得很复杂，那样很累。”

　　让两个儿子参与到“淮河卫士”的工作中，霍岱珊也有自己的考虑，“我会注重新生力量的培养，不会让它断代，万一我不做了，淮河卫士还在。”他也感慨年青一代与自己做事方式的不同，霍岱珊原来更多考虑的是把污染企业赶走就完了，比较少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但霍洪杰他们会想到已经造成危害的村民怎么办，会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角度来呼吁企业对村民进行救治。

　　一台陈旧的笔记本电脑开着，桌面是霍岱珊正在操作的翻译软件，一个美国的环保组织希望能资助“淮河卫士”做生物净水装置。霍岱珊不懂英文，只能靠软件将邮件中的单词一个个翻译成中文。2009年年初，霍岱珊还开通了博客，把多年来从事农村环保的经验介绍给社会。不过，“淮河卫士”现在仍然没有正式的办公室，霍洪杰开了个电脑修理店，在店铺后面有一间房子用作办公室。

　　霍岱珊曾经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2006年时，在一次跟随国家环保部有关领导考察完后，地方政府曾邀请他担任环保局副局长，霍岱珊拒绝了。“我当了局长还是副的，我能做成事么？很多上下级的关系会牵制行动，一般性的工作还可以做，但开创性的工作，甚至紧跟于国家环保部的工作，没门。”

　　在淮河边长大，霍岱珊说自己的目标至今未变，那就是看到淮河回到碧水蓝天的那一天，“这个理想害我一辈子了，我如果不做这个，可以有很多的钱，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由于没有资金来源，前后他个人投入了30万家产，摆地摊、送牛奶、给人摄像、打毛衣、开网吧。

　　“我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个摄影家，但一定要在摄影家前面加上‘人民的’”，霍岱珊至今仍然坚持摄影的纪实性，并希望能给纪实摄影更高的地位。“我们的官员应当给纪实摄影一个空间，叫做开放200米视野之外的空间，我们现在的领导的视野充其量只有200米，更远他是看不到的。”他说，比如桐柏山的淮河生态林，砍伐很严重，而他们仅仅看到满目青山，覆盖率达到多少，但如果爬上一座山，在山的那一面却是另一个状态。他认为，纪实摄影是一种责任。为了唤起公众以及政府的更多关注，霍岱珊会不定期地将拍摄淮河的作品拿出来展览。

　　采访即将结束时，霍岱珊突然想起要补充一点，并叮嘱一定要在报道中体现出来，“淮河的治理状态与它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用了十年才把COD这一项污染指标降得比较低了，如果每一项指标都用十年的话，什么时候能治理好啊？所以说政府要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