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为通往今年年底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站，天津谈判会议被国际社会赋予了一些期待。但谈判进展并不尽如人意，整个气候谈判的前景也很难预料。
□ 本刊记者 张瑞丹 实习记者 刘虹桥 | 文
与哥本哈根峰会的热闹相比，天津谈判多了几分沉闷。
10月4日至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天津举行。这是气候谈判20年历史中，中国首次承办谈判会议。
摆在各国代表面前的，是充斥着争议选项、堪称千疮百孔的谈判文本。各方惟有缩小分歧，才可能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奠定基础。但互不相让的交锋状态仍在延续，谈判现场也屡屡传递出悲观情绪。
中美之争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被看成决定气候谈判成败与否的两个主要角色。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中美之争再次上演。
在富丽堂皇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谈判会场，美国代表团抛出了两枚并不新鲜的武器：其一是中国不该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纳入强制减排的法律约束范围；其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的减缓排放行动，也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简称MRV，即“三可”)的要求，并且拿出了一套相当细致的流程。
在中国代表团看来，这两点纯属非分要求。前者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后者则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入侵。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国际援助之下的减排行动纳入“三可”；至于国内资金支持的自主减排行动，则可以在确保主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国际“磋商和分析”。
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天津谈判会议强调，“磋商和分析”不是变相“三可”，如果《公约》缔约方指出“有的问题不是很清楚，需要澄清和进一步了解，中国作为缔约方，也可以作一些解释。”言下之意，“磋商和分析”的主动权应当在自己手中。
10月7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潘兴(Jonathan Pershing)接受包括本刊在内的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态度颇为强硬。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他表示：“发展中国家既然已开始进行减排，不透明公开，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说到做到？”
美国代表团甚至在谈判桌上称，中国国内自主减排行动，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动能否接受“三可”，是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变化资金援助义务的前提，希望借此孤立中国。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针锋相对地告诉中外媒体，有发达国家将中国接不接受“三可”，与小岛国等能不能获得援助挂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挑拨，这不符合国际谈判的要求。
中国民间力量也致信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呼吁美国勿拿中国做挡箭牌。
这封公开信在10月5日傍晚递交给了乔纳森·潘兴。在公开信上署名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易生等十余位学者，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六家非政府组织，并得到了第三世界网络等十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署支持。
公开信称，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不及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国内气候立法未获通过，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
不过，一位环保组织人士对这封公开信的效果并不抱什么希望：“美国代表团收到了很多(要求美国积极作为的)公开信，他们早就麻痹了。”
重演多哈回合？
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之前，各方寄予厚望，希望达成“全面的、野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目标，但未能如愿。如今，无论是此次天津谈判会议，还是今年年底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各方的期望明显降低。
《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就多次表示，各方应在坎昆会议上努力达成“一揽子平衡的决定”，而不要指望达成包容一切的庞大协议。
与每年年底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不同，类似天津谈判这样的工作组会议并没有一定要达成某种成果的压力。但菲格雷斯女士呼吁，各方应尽可能取得一些谈判进展，为坎昆会议奠定基础。
最终，经历了数日的天津谈判，各方在减排目标、资金援助等核心问题上停滞不前，仅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这些原本已有政治共识的议题上取得了极为有限的进展。
天津谈判会议首日，针对菲格雷斯女士所说的“一揽子平衡的决定”，谈判各方甚至就“平衡”的含义也争论不休。轮番的发言中，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关于“尽快建立快速启动资金，保证资源分配平衡，优先考虑弱势国家”的意见遭到忽视。
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2012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300亿美元气候变化援助资金，即快速启动资金。但这笔钱至今没有着落。
气候谈判中一直扮演领导角色的欧盟代表团在天津的媒体发布会上还表示，目前整个谈判正在忽略最重要的议题，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避而不谈。中国代表团也在天津谈判反复强调，发达国家需要大幅度提升其减排目标。
来自《公约》秘书处的分析显示，按照各方摆到谈判桌上的减排计划，根本不能满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提出的科学要求：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
不仅如此，在天津谈判会议上，人们再次听到了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抛弃《京都议定书》，只在《哥本哈根协议》之下进行谈判的声音。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告诉本刊记者，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因为只有《京都议定书》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哥本哈根协议》仅仅是一个政府声明。”
美国参议院今年7月暂停气候立法，更是让各方对减排目标的议题不抱乐观态度。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资深研究员弗朗兹·利茨(Franz Litz)对本刊记者表示，即使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于今年11月展开，也并不意味着气候法案能够通过。“时间上不允许，另外，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新国会也不太可能会(迅速)通过气候法案。”
目前，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正在建议白宫放弃立法手段，依靠既有的《清洁空气法案》进行行政减排。根据该法案，美国环保署(EPA)可以监管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美国环保署即使有所作为，但影响程度恐怕也比较有限。“联邦层面上减排量的多少，取决于奥巴马以及继任政府多大程度使用现有的调控手段，地方层面的减排量则取决于当地立法部门和政府采取行动的力度，”利茨说，“可以说，这是目前缺乏立法的情况下，美国能做出的惟一举措。”
本刊记者还了解到，在获知美国气候法案流产后，欧盟内部已着手准备随时回到布什政府时代，即美国实质性缺席气候谈判的状态。
与此同时，业界则多持观望状态。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斯蒂夫·索耶(Stewe Sawyer)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许多可再生能源企业已开始做两手准备。“对于可再生能源行业而言，一个项目投资下去意味着许多年，如果政策不稳定，那么会影响很多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增加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稳定、持续、具有发展力的国家气候政策恰恰是这个行业保持活力、保持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南非会议之前，恐怕我们很难看到希望。”
多位与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经历了20年坎坷的气候谈判，已经不太可能在坎昆获得很好的结果，更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是2011年年底将在南非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南非恐怕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一位熟悉国际谈判的人士，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多哈回合来形容目前气候谈判面临的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陷入谈判僵局，其间经历谈判中止、恢复、失败的反复，至今未见曙光。
“气候谈判作为国际谈判之一，不排除会走上同样的道路。”这位人士对本刊记者坦言。在他看来，气候谈判之初，各方考虑得相对简单，并未牵扯过多国家利益。随着气候变化逐渐受重视，气候谈判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各国力量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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