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绿色消息】11月21日，搜狐网、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国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在北京联合举行COP16坎昆国际气候大会行前准备会暨2010中英气候变化报道作品推介活动颁奖大会。《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财新传媒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李虎军、《财经》杂志科学与环境组主管编辑方玄昌、《人民日报》国际评论主编辛本健等多位嘉宾共同开展高端对话，讨论中国媒体应如何有效地报道气候变化大会。以下为对话实录，主持人为气候谈判资深独立咨询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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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记者编辑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报道气候变化大会 |
喻捷：去年哥本哈根全球将近5千名记者参加这个会议，可见记者对气候谈判是多么关注，几位嘉宾都是在中国气候变化非常资深的记者，上台之前肯定有备而来，在这个环节一开始，我先请他们每个人说一说做气候变化报道以来，尤其是报道气候变化谈判当中最深的几点体会。
贾鹤鹏：坦率讲我没参加气候变化谈判，气候变化的谈判很重要一点关注在谈判之外的事情，当一个记者不管在哥本哈根也好，还是国内也好，听了气候变化大会谈判进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国际大会直接的谈判，最关键的谈判要避免关门的东西。但是最重要为你报道作品找出跟你的读者大家感兴趣的结合点。在这种情况下，又分成国内和国外，在会的可能会说很多种边会，边会一定要结合到你可能感兴趣的点，利用好这些边会找一些信息来。在国内当然一定是说围绕着气候变化大会这两天可能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最关心的时候，我们在最关心的时候，就应该围绕特别大的一些亮点。我特别感兴趣这个事儿，看这个东西能跟大会有什么结合点去讲一下，第一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第二一定要有特别敏锐的项目，像狗一样的鼻子到处去闻谢谢！
喻捷：每一个记者不一定要大家关注的点是相同的，根据自己杂志特点，自己领域特点去选取最有价值的材料。
李虎军:气候变化谈判非常重要，但是检讨一下，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们的同行确实接触气候变化比较少，我只就谈判本身而言。
方玄昌：我所从事这么多跟气候变化有关的报道里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今年河北和中国诸多省份拉闸省电这个事，这个事给我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在中国气候变化真的是一个跟计划生育一样的政治性事件。
辛本健：说到哥本哈根，头绪一团糟，最起码各个代表团搞新闻发布会请一请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比如希拉里捐一千个亿天上掉馅儿饼要挖掘挖掘，我们对这些事情还是挺感兴趣的。
李虎军:很惭愧，这一次坎昆不是我去，我在后方做编辑，但是我希望南非的时候能够去一下。我自己去过巴厘岛和哥本哈根，我自己坐在下面琢磨出八个字，关于坎昆的报道假如我去的话，前四个字，跳出场外，另外四个字，着眼国内。我指的是谈判本身确实非常重要，刚才几位专家也讲了谈判这一次确实进展会比较有限，但是我觉得同行们可能比较信任的一点，不用像哥本哈根那么紧张，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英文教材分为精读和泛读，大家看各种各样谈判条文以后，不需要像哥本哈根或者像巴厘岛那样精读，泛读就可以了，至少知道大概，把更多精力放在跟谈判本身进展有关的东西。这个会像一个罗马大会，像一个大超市，很难做出非常深入的报道，但是可能有很多线索和人物来源。可能很多人关心谈判是停滞的状态，很多国家在所谓低碳经济方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这个会上我相信会有政府代表团，或者各个国家一些人在自己边会场合去讲这些事情。比如前几天在哥本哈根参加了全球绿色增长的会议，因为丹麦可能不希望好像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以后，哥本哈根就没有人关注了，他们搞了一个绿色增长会议，他们希望每年搞一次。丹麦他在明年时候会推出面向2050年的完全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战略路线图，换句话说谈判进展并没有阻碍他的立法，韩国去年甚至通过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会上知道其他国家在做什么，这是我想跳出场外的。包括你可以关注很多人，包括他未来可能在这个会上没有像去年来那么多国家首脑，其实这样的场合其实更好，奥巴马来了，但是大家基本没有采访到。反而这些政府首脑以外的人来更有机会逮到，如果他去的话，我相信肯定会是记者逮着他采访的好机会，同时还有别的国家比较重要的人。这是第一个跳出场外。
还有就是着眼国内，有些采访机会在国内是没有的，坐在后面DEI递给我一个边会的信息。大家知道广东省是第一个提出要做出低碳试点，省委省政府开了会议，广东省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发改委副主任，包括和美国同行等等，他们边会专门讨论这样的话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认识很多人，接到很多线索，遇到类似拉闸限电这样的事件。其实上海火灾也是跟气候变化有关系，节能减排关口他要搞节能改造，总之，就是回到着眼国内，跳出场外，对于坎昆是一个中转站，对于记者而言，除了会上做好报道以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职业的中转站。
喻捷：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云端俯视人间，哥本哈根之后今年当然对中国有节能指标关键性的一年，标志性的一年，所以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新闻，包括拉闸限电的事情等等很多，进入了主流媒体报道的这样一些热门的新闻，不仅仅是环境新闻，也是经济新闻，工业新闻，包括阶梯电价也是引起老百姓很多议论，随着节能减排措施深入，它必然会影响到更大的我们的经济运行的层面，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方能否再把刚才说的那一点展开一点，从一个编辑的角度，你觉得你的读者想从这个谈判中可能了解到一些什么。
方玄昌：哥本哈根的报道给了我们国内关心话题的公众有些误导，刚才有嘉宾说坎昆会议之前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充满期望的，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有觉得充满期望过，我觉得有法律约束的条款，这些可能性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曾经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认同一点，全球这么多国家能够住在一块来讨论这件事情，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希望在这么短时间达到一个有法律修订的条款，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哥本哈根给大家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在这里确实一定程度上要对我们同行有一定的批评吧，我始终认为记者如果你是跳出自己的身份跑出来充当谈判代表的选择，这可能是严重违规的。在我看来谈判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谈判代表，要为本国争取利益，实际上刚才我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实际上谈判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为本国尽可能多的争取利益，这是它的天职，没任何错误。
我看到报道国内一些媒体人很难想象他们的报道会这样不客观，有一些不客观的可能跟他的科学思想有一定关系，比如由于小学数学没学好，导致一些基本的数据对比错误。坎昆之前奥巴马政府给出一个承诺，他们要在2020总排量下降20%，我们也给出一个2005年基础上，摆出单位GDP排放量，下降40到45%，结果很多媒体结论就出来了，中国承诺比美国大，如果按照金融危机美国的发展思路，他在2020年把总排放量下降20%的话，他的单位能耗或者排放量下降肯定是不只40%—45%，下降高很多。而我们看到多日谈判的时候，把眼光着眼于美国，他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COP谈判里面他的态度比较硬，觉得他是不对的，觉得你是当年敲破玻璃的坏小孩。如果我们把一些数据拿出来认真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人家这里不愿意承诺，那里不愿意承诺，可能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基于他那个角度上。
我们换位思考，现在每个记者跳出来，把自己当成谈判代表的话，也可以指出中国按照现在爆发速度发展，到2030年总排放量，你认为的排放量，尽管单位GDP很好，或者排放量下降40%到45%，到2020年下降45%，从2020年到2030年再下降50%，这么大的减排量，到那个时候您这一个国家的排放量也要占到当前2030年全球预算的一半。这种数字如果拿出来做一个对比，看清楚之后再来考虑美国的角色，考虑美国所处的位置，可能我们视角就不太一样。对他们那种态度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它。最终一句话，媒体在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甚至于最朴实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没有目标。我们报道大会的目标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这个话题，但我个人认为即使这样的目标也不要有。
喻捷：所以老方指的是媒体不应该有立场。
方玄昌：媒体就是记录在发生什么，忠实的记录，而不要把个人立场，国家爱国主义情结放进去报道。
喻捷：本身专业素养，是专业还是素养起了更大作用？
方玄昌：我接触一个广东记者采访时候，作为一个记者如何保证自己作品尽可能多的正直客观。有两方面必须具备的，一个是科学素养，第二个就是职业操守。具体到气候变化，您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要走得太偏，第一您要尽可能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涉及到很多谈判过程。第二如果涉及到专业问题，尽可能去问科学家，并且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是职业操守，作为科研记者最基本的思想。如果按照基本的科学记者的要求去做的话，一般来说不会走得太偏。
喻捷：如果要报道气候变化，在做好象有三位是科学记者和编辑。可能对一个记者提出了高于科学记者的要求，因为它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前面一个环节提到过现在汇率战，贸易战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不是对记者知识面，涉及面，包括采访专家的资源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方玄昌：一般牵扯到气候变化，既使是拉闸限电这么事，从调查内部文件开始，可以把这个事件整个过程勾勒出来，最终一定会回到一个科学问题。经济问题和产业问题，以至于中国能源政策问题。如果去坎昆的时候，你本身不是一个科学记者的话，在那个地方做一些报道，尽可能的每一条稿子写一个点，刚才看有获奖作品，其中有一个作品写得非常全的，这种作品相对会比较威胁的，尽可能只写一个点，这样不容易造成偏差。
贾鹤鹏：老方刚才是从记者的操守这样角度，我其实也是想顺着拉闸限电这个事开始讲，我们不是在做谈判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说实话一般老百姓不太感兴趣，但是大家对拉闸限电非常感兴趣。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关联性，意味着在中国目前发展模式之下，要想达到任何的承诺，不管是强度的减排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承诺也好，你可能拉闸限电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得不承认一定程度的痛苦。从我们报道角度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一方面我们不仅仅要把气候变化的报道国际怎么事，好像与我无关，这事跟我有关，这事可能导致我们拉闸限电，这样的事情上，在国际上做报道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联想到这些事儿，联想到国内这些事，这会让我们报道更有吸引力。反过头来，将来在国内出了这些事，比如9月份，河北拉闸限电的时候，你又可以联想到气候变化谈判这件事，这样的话让我们自己能把各种不同的东西，能去盘活在一起，而需要再强调什么点的时候，去立刻把最重要的信息，最及时的信息转移出来，这对我们自己作品的陈述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李虎军:再总结六个字，有立场不预见，气候变化过程中很多国家记者都有自己的立场的，比如说看纽约时报非常明显，民主党非常倾向奥巴马，已经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就像环境记者还是有自己的立场，希望推动自己的环保，但是不愿意见，我是环境记者，不一定要做环保运动者，或者环保主义者，我是客观记录者。同样的，我说的立场，记者的立场，不一定就和中国政府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我个人的立场可能是七分赞成中国政府，三分不赞成。我希望中国政府在透明上做得更好一些。不预见，监督的作用我们继续应该去实施，广东做电价发展方案，会不会出现拉闸限电，甚至节能搞运动而出现上海火灾这样的事情，记者的作用仍然是可以发挥的。
辛本健：如果说新闻可以没有立场，那么我们做评论的如果没有立场就要退出舞台了。哥本哈根之后关于哥本哈根失败原因的归属，谁是负责任的一方，包括卫报的报纸，这个立场里面有非常多，包括美国的立场，宣传希拉里千亿美元的承诺，也没说谁掏，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掏。
喻捷：从老方发言当中有一个启发，也是我自己在做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领悟，多去了解背后的信息，美国和加拿大每年人口增长1%，和欧洲人口负增长国情不一样，地缘辽阔，俄罗斯也是这样，本身造成相应的政策背景不一样，相对来说改变这个政策的难度和动力也不一样。如果把这个反映出来，分析出来给读者也将是全面的信息。
杨富强：美国一直到现在是我们谈判主要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要清楚，有的专家说我们实施40%—45%和美国实施的17%，我们的碳减排量是比它多得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拿美国和欧盟来讲，欧盟他们说的我减排20%，是在1991年基础上，美国讲的17%，如果换算成91年的话只有3%，美国的那个绝对跟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比，很落后，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而不是说美国那样做也可以，绝对不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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