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植 搜狐绿色特约评论员、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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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植 搜狐绿色特约评论员、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 |
搜狐网：去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受到了各方的空前关注，而那次会议未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使人们非常失望。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对即将举办的坎昆会议也没抱太大的期望。您对坎昆的期望是什么呢？
吕植：的确，去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各国国家战略的高度，会前人们寄很大希望，指望在哥本哈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不过，会议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最后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离人们的期望很远。这里面最大的争论就是，各国需要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我看来，气候的谈判的焦点无非是两个，一是各自的减排的目标以及如何努力实现自己的减排责任。另一个是财政机制：谁来出钱？这是两个核心的问题。可以想见，任何国家承担更加激进的减排目标，都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有影响。还有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多影响，有些是可逆的，有些不可逆，这些受影响的国家需要帮助，特别是一些岛国，甚至会被淹掉，岛国的代表，有的是含着眼泪来呼吁的，这种场景确实对大家的感情有触动。这种代价谁来承担呢？最后落实到各自出多少钱，各自的利益交织着，一方面是环境保护的意愿，大家内心里都有，但是一说到具体的利益的时候就都软了，要拿出实际的东西，这是最难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并没有在这两点上达成一致。
不过，哥本哈根大会并没有完全失败。《哥本哈根协议》延长了“巴厘路线图”的授权，使联合国气候谈判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为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创造了条件，而坎昆会议就是通向此决议的重要一站。客观的说，坎昆不太可能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坎昆会议能把已经取得的气候谈判的共识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成功。我们也期待坎昆会议在资金机制，森林保护等议题上巩固已经有的成果，率先取得突破，为2011年南非联合国气候大会形成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创造条件。
搜狐网：正像您说的，哥本哈根大会并没有完全失败，哥本哈根可能成为一个起点，各国更有紧迫感开始在这个起点上竞跑。在过去的一年来，您觉得这种绿色竞跑正在发生吗？
吕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正在日益主流化，虽然美国依然在国内气候立法问题上裹足不前。但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绿色竞跑比一年前明显加快。
中国在2009年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使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我们看到这些约束性的指标在国民经济的“十一五”规划中正在逐步实现，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对这些约束性指标进行了规划。国家开展了五省八市“低碳省市”的试点。虽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也存在着问题，缺乏公众的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使用，缺乏对其他环境问题综合的关注。但我们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节能减排是自身驱动型的，并不是为了应付国际谈判，中国的经济必须尽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搜狐网：您说的节能减排中的问题是具体指什么？
吕植：国家在制订这些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时初衷是好的，但实施中，更重要的是制订基于公众和市场参与的鼓励机制，才能持续，而不单纯使用行政手段。例如今年出现的“拉闸限电”等节能手段，其实是可以通过发动公众参与，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的。单一的行政手段在实施中会损害到公众利益的。
而一些替代能源项目的上马，缺乏对其他环境问题的关注，例如大型水电站的大规模建设，缺乏综合和长期的规划，缺乏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部分水电站建设对生物多样性和淡水生态系统影响严重，综合起来利不一定大于弊。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对水资源的分布研究和预测不足，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林业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也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林业项目缺乏对林业生态的充分认识，把天然植被改造成为速生人工林，减少了生物多样性，也削弱了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降低了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搜狐网：去年，您组织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企业家在会上发布了宣言。您认为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加入到绿色竞跑中了吗？
吕植：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阿拉善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把国内的民营企业家组织起来去观摩这个大会。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我们希望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作出的一些行动节能、减排、针对气候变化做的一些行动和思考能够跟更多的人进行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从民间、从企业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承诺是要考虑方方面面的进展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要做一个平衡的，但是从我们个人或者从企业的角度其实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的减排目标提出来以后大家都有压力，实际上最终的实施都会分解到地方，分解到企业。企业到底能不能按照目标做到减排，不光对整个国家目标的实现，也对政府提出这个目标时心里有没有数，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组织的民营企业家是一些先行者，他们在各自的企业已经开始做减排的活动，而且非常有效，有些比政府提出的目标还要高，有的企业实现了绝对减排。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家代表之一杨敏德的溢达集团是个纺织企业，从05年到08年做到了能耗绝对减少30%，而且与此同时生产量在增加。这非常不容易，投入也很大，上亿的资金来做改善设备、投资到新的技术，甚至研发。我想不管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承诺的是多少，随着气候变化压力越来越大，减排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企业在这种压力下怎么生存，对企业来说，早行动要比晚行动可以获取更多的空间、获取更有利的地位，提高你的竞争力。溢达的例子就显示出这一点，节能减排改善以后，实际上是有回报的，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实际上是节约了资源，尽管不是当年就立竿见影。另一方面，这么做以后，国际形象非常好，获得了更多的订单。所以这样对企业的增长和竞争力提高实际上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反馈还是相当快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就特别有说服力，对政府、对其他的企业来讲，这种信息的交流增加了大家的信心。而去年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其他企业，包括万科，万通，远大等都在节能减排上取得了成绩。企业的率先行动增加了我们进行节能减排的信心。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节能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尽快制订节能战略，尽早加入“绿色竞跑”。
搜狐网：今年是生物多样性年，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确认气候变化将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之一。作为保护生物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吕植：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同时具有减缓和适应的双重意义。生态系统不仅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且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的生态服务，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例如森林生态系统，就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之一，保护好森林生态系统，能防止森林的碳排放，现在气候谈判中森林保护问题也成为最关注的领域，证明人们意识到了森林的重要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约有20%来自于毁林和森林退化，如果能保护这些森林，减少来自于森林的排放，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会是有重大贡献的。而且这些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的森林，都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地区，减少了毁林，也能为濒危动物留住栖息地。只是，在实施这些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让当地社区参与，让居住在森林中的社区受益。
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产生了碳汇价值，这是实现生态的补偿服务的重要手段。森林不单纯是木材，也不单纯是碳，我们需要看到森林在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上的多重效益，在保护好目前的森林生态系统下，营造健康的森林，来获取森林碳汇效益。多重效益的森林比单一物种造林更具有稳定性和固碳的长期性。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中国西南地区试点“熊猫碳汇”工作，希望在利用碳汇市场的同时，通过在大熊猫的走廊带上营造适合大熊猫栖息的森林植被，并和当地社区一道，让社区成为森林植被恢复和管理的主人，来确保森林的效益最大化。这样的森林其实在碳汇市场上更具有吸引力，单纯的森林碳汇由于碳汇效益的非持久性，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都不高，而我们营造的多重效益的森林产生的碳汇却能卖相对高的价格，这就证明，购买森林碳汇的买家不单单是关注森林的碳汇效益。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来提升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行动。
搜狐网：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行动，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行动呢？
吕植：气候变化是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和适应的，需要建议一套完整的，以保护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体系。而这种基于生态系统保护的适应措施也会是经济成本最低的措施之一。而且，这种适应措施，不单纯是为了人类被动的适应，而是主动的利用生态系统来适应。例如，相对于修坝来防洪水，保护水源地的植被，通过植被来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将会成本更低。这也可以让濒危物种能减少来自气候变化的威胁。在今年年初的西南旱灾中，我们就尝试用这种方法进行救灾，从自然保护区中为周边社区引水，而反过来，社区也就更有保护生态系统的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气候适应的双赢。
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方案中，我们需要加大对实地调查，长期监测，预报和基础研究的投入和人才培养，对气候变化的趋势，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行综合学科研究，并作为决策和管理的依据。我们需要建立气候适应的优先区域，限制在气候适应优先区的开发，优先建立气候适应优先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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