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地区的资源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比如华北，地下水一直在超负荷使用，也在不断面对地面塌陷、裂缝、水倒灌、污染等问题。长此以往，即使能扛过旱情，也可能是暂时的，自然环境的长远变化将是更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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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部旱灾及对策研究室主任吴玉成 |
中国再次在干渴中迎来春天。2009年河南大旱，2010年西南大旱，2011年华北、黄淮大旱，未来中国是否将迎战更严重的总体旱情？中央“一号文件”直指水利，未来中国水利、水情与旱情之间将呈什么关系？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刚刚结束旱区一线的考察工作，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旱灾及对策研究室主任吴玉成。
南方周末：与2009年、2010年大旱相比，今年的华北和黄淮旱情，有何特征？
吴玉成：以安徽北部为例，气象干旱是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和去年西南干旱相比，华北灌溉条件好，应对干旱的能力更强，成灾可能性更小一些。所以，这一次可能形成农业干旱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如果灌溉不利，极端天气愈演愈烈，就可能进一步成灾。
总的来说，今年抗旱的有利、不利方面都比较明显。经过了若干的抗旱历练，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数次大旱——2006年川渝大旱、2009年华北受旱、2010年西南大旱，中国的科学抗旱水平在提高。不利方面体现在，粮食连续7年丰产，容易有麻痹思想。
南方周末：本次旱情袭来时，恢复服役的病险水库发挥出一定的抗旱功能。这是否是本次抗旱的一大特点？
吴玉成：对。2008年以来，各省都有自己的水库除险加固计划，完成程度不一。这次不少受旱地区的灌溉水源条件之所以相对较好，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南方周末：农田水利的欠账多，已成不争的共识。您曾经表示：大旱背后，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近年来频发的旱情，透视出我国农业怎样的现实？
吴玉成：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比，农田水利明显滞后。农业“大锅饭”时代的冬季农闲时节，劳动力都参与水利建设，沟渠设施都保持得比较好。自从恢复小农生产，原有水利设施失修严重，社会投入少，干什么都讲究短平快。尤其近些年来，种粮的经济效益很低，跟务工收入不成比例，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很少有青壮年劳力。种粮是老年人在青年人务工之外顺带从事的劳动，无法担当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旱情面前，谈不上充分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南方周末：在这方面，国外有哪些做法？是否适合在中国推广？
吴玉成：国外通过比较成熟的水权管理方式调节用水。比如澳大利亚，根据农业、工业、人畜饮水等用水类别，制定水权分配比例，划分精细到每一个农庄用多少水。一旦遇到干旱，农庄主权衡经济收益，可能放弃农业经营、出售水权，收益甚至可能优于种植。但这样的模式，需要有基本的粮食安全作为保障。
我国在甘肃、宁夏都做了水权试点，但还没特别成熟。初始水权划分，具体地区的划分，基础的生态蓄水量确定等都是难点。即使有了成熟的模式，在中国地域差异和粮食安全问题面前，也很难说具有高度适用性。
南方周末：除了关注农田水利建设，我们面临的总体水情不容乐观，在迅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对旱情的自然调节能力有所衰减。这是否是值得警惕的另一个现实情况？
吴玉成：没错。全国普遍存在地表水系污染破坏、地下水受损的情况，在华北地区更加突出。华北和黄淮平原都属于水资源性短缺地区，人口、工农业密度大，需水多，污水处理跟不上，农业水源污染严重，这些都会导致应对干旱不利。
地下水在国外被作为战略资源，一般不许乱采，但中国人口众多，还要发展，地下水的压力更大。华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以地下水为主，如此，诸如干旱期间应急用水就面临麻烦。
南方周末：从长远来看，中国防旱抗旱是否会长时间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
吴玉成：防旱抗旱每年都不轻松，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适当的自我约束，在不远的未来应该得到体现。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自己：只剩一滴水时，用在哪里？任何一个地区的资源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比如华北，地下水一直在超负荷使用，也在不断面对地面塌陷、裂缝、水倒灌、污染等问题。长此以往，即使能扛过旱情，也可能是暂时的，自然环境的长远变化将是更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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