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会议各大经济体坚持己见 1000亿悬而未决

　　徐燕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18）进入倒计时，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会，更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角斗场。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能否拍板，绿色气候基金能否落到实处，清洁发展机制（CDM）何去何从，各大经济体又将上演怎样一番“锱铢必较”……《第一财经日报》近日就此专访了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

　　多哈四大看点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本次多哈会议会有哪些看点？

　　吴昌华：首先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首先是是否要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焦点之二是要有承诺期，但是几年？有的国家说5年，有的说8年，各有各的理。关键是在大家都已经认可控制2摄氏度升温的范围下，发达国家原先承诺的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是否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因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只是哥本哈根之后各国提出的一些数据，从5%到40%不等，众多的国家不愿意另外提出更多的减排承诺，怎么办？

　　第二个看点是《公约》“收尾”，2013年启动“德班平台”为唯一谈判途径。这也是去年德班会议各国达成的协议，逐渐消除长久以来的“双轨”制，在2020年之后，全球只有一个轨道谈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参与“德班平台”。其中的挑战在于多哈是否能够真正“收尾”《公约》，“收尾”的含义也是争论的焦点。

　　大家都知道，当年在巴厘岛会议时国际社会曾经达成协议，在哥本哈根启动新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但是失败了；很多国家在《巴厘路线图》中的承诺没有兑现，对“收尾”工作带来挑战。发展中国家认为，很多未完成的事情应该顺延到新的“德班平台”，其中，要坚持一些《公约》中的重要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很多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原则上反对，但是针对原则本身的含义提出了异议，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2020 年后的经济地位和潜在的排放贡献率，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用这个原则来区分？发达国家这些年来一直在要求重新定义。但是，发展中国家希望这个原则延续，因为只有这个原则的存在，才能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鲜明的区分，从而有责任之分。

　　第三个看点是绿色气候基金。前不久绿色气候基金的秘书处已经落地韩国，该问题算是有了一定的进展，目前治理结构应该怎么去架构也在进程当中，但更实质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绿色气候基金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的，在2010年的坎昆气候大会上得到确定，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年后达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此后，2011年12月11日，德班气候大会通过决议，“运作”绿色气候基金。

　　虽然这300亿大家都各有说法，但是我想大部分已经不是太大的悬念。现在讨论的是，2020年后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从哪里来，如何从现在的一年300亿过渡到一年1000亿？绿色气候基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束之下，可能成为联合国最主要的一个融资的平台，资金来源是什么？资金的用途是什么？如何管理这些资金？如何评价资金使用效果？一系列问题都会在多哈开始实际性的谈判。

　　第四个看点是CDM和未来“灵活机制”的发展。CDM 本身这几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根本的问题出现在极度缺乏需求。欧盟最新立法决定2013年1月1日起不再购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碳额度，把注意力放在了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竞争力的担忧。这些国家目前没有太多的排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主要新兴经济体自己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

　　国际社会的另一个趋势是很多国家都开始尝试建立以地方、区域或国家为基础的碳市场，包括中国、韩国、土耳其、巴西圣保罗、美国加州以及日本等。这是在全球碳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和趋势。比方说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在地方展开碳交易试点，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增强自己运用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能力，建立交易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应的机制和体制等。其中需要关注的一点是，从开始就要考虑到未来的市场需求问题，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努力和国内试点的未来发展是多哈会议期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令人振奋的一个点。

　　各大经济体立场

　　日报：本次多哈会议，几个大的经济体立场会否有什么改变？

　　吴昌华：多哈不仅是一个气候变化的谈判，也是一个政治进程。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奥巴马继续主政，1月20日正式就职，这是一个过渡期间。在他获得连任之后，提出的接下来四年中的重点领域，也是把气候变化放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多哈谈判下周末就开始了，即便美国立场发生转变，也很难在这个时候，立刻反映到国际进程当中。

　　但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别上，从政治意愿上，中国也会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此时正好在“十二五”规划实施的中间，“十二五”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指标，中国会积极去实现。十八大也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一定高度，从政治方向上“镇定剂”也有了，所以一如既往往前做自己的事情，毫无悬念。

　　欧盟的确是因为经济危机等原因弄得焦头烂额，但基本的底线，包括2020年减排20%的承诺还会继续下去。原来大家也提出过，能不能做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减排30%，但从目前经济危机的状况来看，很难。但是我觉得底线还是会做下去的。

　　主要的经济体基本上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国际谈判进程中永远都是斗争，各国会一如既往从自己利益出发去争。

　　“1000亿”悬而未决

　　日报：关于“300亿”快速启动基金目前还有争议，有的发达国家说给了，但也有发展中国家没有收到，这在多哈是否会有交待？

　　吴昌华：资金从哥本哈根之后，到坎昆，再到德班，很多发达国家都在不停地表态“我给多少”，但是这个钱到底怎么给的，给到什么平台，大家说法不一，难以协调。比如如何定义“额外”的资金问题，有些国家把原来已经承诺的资金换个名称，就当成了自己新的承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使用这些资金的渠道很多，有多边，也有双边。比如有些资金到了世界银行，通过信托和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双边的例子很多，比如挪威等一些北欧国家拿出资金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保护森林。今年年底，“快速启动”资金的时限就过了，整体而言，我觉得300亿已经不是很大的悬念了，差可能差一点，但是整体来说钱已经基本上算是给了吧。当然你去追究，肯定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整体上我不觉得会是特别核心的问题。

　　日报：那对于接下来的2020年后达到每年1000亿，各国持怎样的态度？

　　吴昌华：从政治上来讲，这1000亿一定是发达国家给的，这是公约约束下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在于发达国家之间，谁给、给多少的问题。这方面西欧比较积极。第二，发达国家可能不愿意拿出那么多公共财政，那么钱从哪来呢？这几年，很多发达国家也在绞尽脑汁思考资金的来源，比如怎么把私人资本纳入进来。尽管本来这笔资金应该全部为公共财政，纳入私人资本是有争议的，但我觉得每年1000亿全靠公共财政，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政治上应该比较困难。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据理力争，可以推着发达国家去做，但实际上如何实现1000亿的资金注入绿色气候基金，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中国也意识到一分钱不出的话，可能会惹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非议。可是按照公约来，中国毫无疑问没有义务出钱。综合考虑，中国可能会拿些钱出来，有针对性地帮助一些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况且中国已经开始加强南南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入一部分资金。从使用的方式上，中国应当有更多的主导权，包括帮助什么、怎么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