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首届 “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部分邻避运动案例撰写者、部分邻避运动案例当事人、相关学者以及一些环保志愿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整个社会都应当开始讨论如何应对邻避运动，以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成为保护环境的有效力量。
主持人：诸位好！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刘鉴强，环境媒体中外对话的北京总编辑，谢谢自然大学和搜狐绿色邀请我来主持今天的研讨会，小小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基础和背景因为自然大学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关于邻避运动的，关于二十个案例的报告，包括一些专家的点评。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狭窄的，或者大家不熟悉的邻避运动的案例，而是中国的民间或者公民的环境运动的一个总结和一个相当大的一部分案例的总结，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今天我们想来分享一下几个案例，可能有四个案例。第二个环节是请几位专家来此进行一下点评。提到邻避运动，大家实际上说实话我也觉得比较陌生，虽然我在这个环境里待了不少年头，但是我们平常讲的环境保护、环境运动，或者公益社会，但是邻避运动还是非常的陌生。过后讨论的环节，也许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要不要用“邻避运动”这个词儿，因为它听起来非常不像一个中文世界的词儿。在英文世界里面它就会非常的明晰。过去的几年里，我一见到这个词儿，自然读成了避邻运动，好象在汉语上更确切。暂时先不讨论这个词儿，我先讲一下我所理解的公民环境运动，在过去的几年大家意识到，公民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对于环境的投入，或者对于一些老百姓不喜欢的项目的反对，已经是越来越明显，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案例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学者，包括官方已经注意到，因为这样的事情，比如环境污染，大型化工厂污染、排放引起居民的反对，或者想想经常用的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
以前我注意到05、06年开始已经有统计数据每年以30%速度在往上递增。当然当时大家还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国30%这样的数据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甚至40%、50%，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包括拆迁、征地这样的事件，很多不觉得怎么样。直到2007年厦门PX事件，突然一下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过去二十多年历史上城市中产阶级上街反对某一个项目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大家知道一些关于大坝的项目，当地农民、居民会聚集在一起反对，但是进入城市是非常罕见的。这给中国社会，包括官方一个很大的警醒，大家知道中产阶级是改变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这些人都要上街了，说明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有些行为已经不能忍受，而且这种行为有可能会越来越多。果不其然2007年的时候，接着发生了我想因为受到厦门PX事件老百姓散布的一个鼓舞、鼓励，北京六里屯的居民报给环保总局，也是历史上少见的，接着上海市为了反对高铁部分居民去人民广场购物，紧接着发生2010年大连的厦门PX事件，这时候很多研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因环境引起的巨大的骚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是我们发展道路没有改变，地方官员做事逻辑和规则没有改变，于是就发生了2012年的三个重大的事件，包括另外一个海南的事件。
直到今天我们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成都和昆明仍然在发生着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成为常态的事件，我们有必要讨论中国为什么发生极度不稳定的事件，未来会怎么样。几个月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的观点是：如果看社会大的不稳定，大的骚乱越来越因为环境问题引起的，很少看到其他的，有时候因为劳动权利，但是只限于某一个小小工厂，或者某一个小小的区域，但是涉及到中国成都、昆明、厦门、大连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骚乱，就要让人思考为什么是环境，而不是其他的因素引起的。我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指的没有参加那些活动的人，我的判断非常简单的判断，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这么多不公平，这么多不满意的事情，没有引起大家上街，而这个引起大家上街，比如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有人甚至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这个社会里，为了那个没有引起？我的结论是一个普通居民他完全可以忍受他的邻居比他富一万倍，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有你的本事或者机遇。但是你的富裕，比如这个工厂，富裕的工厂排放足以影响到我孩子健康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我一定要表达。
第二个原因，我想因为环境领域认为是比较安全的领域，跟政治没有关系，跟敏感词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为了呼吸干净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不要生活在污染的威胁之下，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我可以表达我的声音。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领域化工污染，往往影响城市五十万人，一百万人，甚至两百万人，这些人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这一点上很容易达成利益共同体，可以互相鼓舞，不需要做很大的串联。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是环境，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导致社会你看着的不稳定。
如何解决？也许我们分析这些案例，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机制，不同的利益团体的诉求，这都是需要讨论的。下面有几个案例，请不同的演讲人，讲一讲他们所研究的案例。第一个是陈立雯，来自自然大学的，她会讲一讲她自己的研究。
陈立雯：谢谢刘老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自然大学的陈立雯，因为准确来说从2010年初和自然大学团队开始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工作陆陆续续跟垃圾是直接相关的。而到了2010年初的时候，我所有工作几乎都是跟垃圾相关的。我今天介绍的几个案例当中，可能有一些甚至于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但是也有几个是我没有亲身经历，但是过去几年一直跟他们曾经深深的卷入这个事件当中的人群有很多的联系的。刚才刘老师提到一个案例，六里屯案例，我今天介绍主要从六里屯案例开始，和我经历的和没有经历，几乎发生在北京的，跟垃圾设施建设、反建这样一些案例相关开始的。我介绍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未必准确，但是大家可以讨论。
首先六里屯这个案件真正发生在2006年，它发生的契机正好北京当时垃圾处理面临着大家认为填埋不可行，我们寻找另外一种垃圾处理出路的时候，认为焚烧好象看似唯一一个选择。但是在北京建立第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时候，在此之前已经有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住在附近的居民已经饱受了十年多的垃圾填埋场之苦，尤其它的臭味。建设六里屯焚烧厂的时候，老百姓直观感觉最初可能垃圾焚烧厂来了，会不会臭味就没有了，焚烧吗？可能垃圾不会粗放的那么放了。但是后来经过大量的资料的核实，包括环保组织的接触，慢慢发现垃圾焚烧远比垃圾填埋还要威胁，这时候他们开始发声。其中一个渠道就像刘老师刚才提到的，曾经去当时还是国家环保总局上访过，几乎他们一切行为，包括和北京市政府，市政管为也好，北京市环保局也好展开对话，几乎都是在和平进行之下的。我们叫做非暴力的一种形式进行的，但是这个案件呢？大家可能知道结果了，六里屯弃建了，去年3月份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弃建。这个项目弃建随之带来不是北京市不建垃圾焚烧厂，反而看到2010年底的时候，北京市又在海淀区和门头沟交界的时候规划了所谓的替代六里屯项目一个焚烧厂，叫做苏家坨垃圾焚烧厂项目，六里屯焚烧项目居民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几乎开创了中国在垃圾焚烧设施建设过程中公共真正参与项目建设本身的一个先河。包括后来的高安屯，包括09年发生轰动全国广州番禺事件，大家有所耳闻，毫不例外可能跟这个案例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个过程当中，紧接着到了08年，中间仅隔了一年，北京又发生另外一个事件，也是跟垃圾处理直接相关的。我们知道08年奥运会期间垃圾处理北京市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之前垃圾焚烧厂已经在调试运行当中了，但是这种前期的刚刚运行并不能满足奥运会带来的人口激增垃圾数量迅速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本来应该一天填埋一千多吨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变成奥运期间每天填埋四千多吨，曾经住在周边的居民，网民叫阳光花仙子，从最初不知道垃圾填埋怎么回事，到偶尔一次夜间被熏醒，因为垃圾填埋臭味引发他去了医院，引发呼吸道感染，这时候积极寻找臭味来源，他在填埋场住了多年，居然不知道离他如此之近有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他探寻臭味来源，包括周边环境一条路，引发了大家对高安屯填埋场关注，包括填埋场周边人群密集度越来越高。但是毫无怀疑，大家对于高安屯填埋场的关注，包括现在焚烧厂关注，是从赵磊开始，也就是阳光花仙子开始。首先找到了填埋场，然后发动周边居民一块寻求解决之道。这个过程中看到另外一种问题的出路吧，高安屯垃圾填埋场05年左右不再填埋混合垃圾了，但是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运行以后，它的公共参与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敢苟同。填埋场引发巨大的争议，但是针对填埋场监督的事件并没有来临。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大家对于高安屯关注越来越多，因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引起了北京市政府各个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尤其它的臭味，他们北京市发明PE膜填埋法，据说是为了抑制臭味，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观是不是这种异味被制止住，某种程度上对于高安屯这个事件来讲，对于北京市垃圾填埋场治理毫无怀疑起到划时代意义的作用。
接下来的这个案例，紧接着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在08年奥运会刚刚开完第二年，北京又发生了一起跟垃圾相关的可以叫做邻避运动，因为这场运动来得更加轰轰烈烈。09年在阿苏卫填埋场旁边北京规划了一座填埋场，这个填埋场存在十多年以后，周边居民可能一直有抗议也好，一直有反对之声也好，比如它的垃圾填埋产生废水问题，对周边居民有影响，但是他们又一直敢怒而不敢言状态。在垃圾焚烧厂建设过程中终于引爆了，不是周边的居民，是一群百万富翁，建在百万富翁门前的垃圾焚烧厂，什么原因？北京市阿苏卫填埋场周边陆陆续续建起了许多多的别墅区，有一个网民驴粪蛋，他在厕所旁边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发现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公告的时候，这时候整个一片的别墅区引发了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烈讨论，同时和六里屯居民一样他们自我学习积极性非常高，甚至于到后来编制一本关于垃圾焚烧和对环境和人群健康影响的这样一本书，所以当这样一群可以毫无怀疑的说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一群人，开始关注垃圾焚烧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终于得到市政府非常积极的回应。为什么？因为他们在2009年8月份的时候上街了，而且当时在农展馆前面拉横幅去了，据说第二天还有一个巨大的新闻，因为当天拉横幅有几个人被刑拘，第二天行动没有展开。
这个案例当中看到了什么呢？当他们的八月份在农展馆拉横幅的行动出现以后，市政府开始真正开展一系列沟通渠道，包括后来得知黄小山代表奥北区域，别墅区居民区北京市政管位官员包括工程师去日本访问，去看日本垃圾焚烧情况，包括后来大家一同探讨这个项目究竟何去何从这样一条路？包括后来黄小山积极放弃他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位置，开始积极探索垃圾解决之道。我想所有这些都开创了政府与居民真正对话，真正一起面对问题的过程。
其实在之前已经看到了三个北京市接连发生，几乎中间有的隔一年，隔两年，然后接连发生的一个垃圾焚烧设施反建的过程。我们再来看2011年发生的北京苏家坨项目，原本处理海淀区垃圾的焚烧厂放弃了，原来选址虽然放弃了，但是转移到更加偏远的地方。苏家坨项目我是亲身参与了，因为当时从2010年底看到信息公开、提交意见，从以机构名义提交意见，再到和周边居民互动。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市政府确实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不像阿苏卫一样把公告贴在厕所旁边，开始贴在居民经常经过，大居民可以看到的地方。北京市环境报告简本上积极回应项目公示非常积极拿出来，不管怎么样，看到北京市政府吸取前两个案例，或者三个案例的时候一个积极的信号。包括在公众参与调查各方面都会有，但是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毫无怀疑看到另外一面，看似好象有很多积极的信号出现。但是面对环保组织也好，还是周边公众质疑。其实海淀区也好，还是北京市政府也好并没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第二次公共参与以后，根据我们实际调查，公布的参与率和我们实际调查是有差距的。最初意见提交，再到后来又提交了意见，包括我们甚至于这个过程中提交给环保部，给华北督察中心都有提交意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收到的回应几乎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个回应并不是很难看到一个非常积极的真切的情意在里面。
也许是苏家坨这个项目建在城乡结合部地方，居民发声非常小，大家对这个项目并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项目给我印象最深。因为我亲身参与了，我知道由于居民发声非常弱，弱到很多居民没法连成一天，这个项目去年年初已经动工了，现在基本这个设施已经像铺路，三通一平工作已经完成了。开始建设主体工程了。
另外一个项目，我最初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心里会想，之前居民都在反建垃圾焚烧，咱们餐厨项目怎么反建？后来细究发现原因有两个。第一居民并没有看到项目公示信息，他们在哪看到信息？在一个关于房地产信息的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项目的，还是水项目建设的公示。而且周边居民都是现在看到的做IT，或者各个行业精英社会组成体的时候，他们几乎动用了一切他们可以用的方式，去参与这个项目。因为当时这个项目没有做环评。当这些居民拿着八千多份公共参与表说，这八千多份摆在北京市政管委面前，他们真的不敢建了，因为八千多份问卷调查，是周边居民发动去做的。而且这个问卷调查是拷贝市政管委的，建设方和环评方的调查，拷贝一下分发到各个社区，八千多人真正公众参与，几乎所有声音认为这个项目不妥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可能我的词儿用得不太当，叫做积极顺应民意。这个项目是不是顺应了西二旗周边的民意以后就不建了？可以毫无怀疑的说必须得建，北京餐厨从2011年开始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处理的，尤其要避免地沟油的问题。如果再建的话，会不会重复六里屯和苏家坨的问题，建在一个居民居住密度比较小，然后反抗能力比较弱的地方。这个时候是不是建设方和环评方，或者政府不需要做公共参与了，不是真正做公共参与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最后我想稍微总结一下我个人这几年的一个看北京市垃圾管理的过程当中一个心得。第一，可以显见的是北京市在过去2006年到现在，这几年走过的垃圾管理过程中，可以毫无怀疑的说因为有了这几个案例，然后北京市从2010年初开始开放了每周四公共开放日，每周四一天可以提前预约参加北京市所有垃圾处理设施，这一点可能是确实开了一个全国在垃圾管理方面的先河。但是呢，这一点够不够？我觉得随着这几年自然大学垃圾学院每隔一周都去，有垃圾之旅带大家看北京处理垃圾设施过程当中，这个过程确实让居民比较真切的了解到了北京市目前的垃圾处理状况。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居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如何真正参与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监管，投诉机制怎么建成。大家有意见的时候，如何去表达？这可能都需要大家进一步思考。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除了每个人可以参与的公共开放日，还有毫无怀疑北京市的垃圾处理的设施的监督，也是从2009年阿苏卫这个项目开始，前进了一大步。我记得当时很清楚，2009年阿苏卫这个项目，反建的时候，北京市政管委亲自督战，每天坐在阿苏卫场办公室迎接周边居民的到来。这样一个先例也好，或者一个姿态也好，企事业是反映北京市政府可以和居民一起探讨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过程中监督的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垃圾处理设施，不管填埋也好，焚烧也好，一旦遇到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回头去看垃圾处理，这种末端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就是唯一值得信赖的方式？是不是没有风险？毫无怀疑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90年代开始北京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到了2000年以后，大家认为垃圾填埋场一些不利方面，包括渗液，渗透的问题，包括占用面积比较大的问题都出现了。现在焚烧是不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也推到了公众的面前，推到了政府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了北京市2001年左右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到2010年又开始重提，新一波垃圾分类政策实施过程中，我想毫无怀疑跟过去几年政府所面临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个人甚至认为不管是垃圾分类也好，还是垃圾填埋、焚烧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也好，只有公众参与才是真正的未来北京能够处理好垃圾，管理好垃圾问题的解决之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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