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年6月份深圳碳交所已经启动，现在那边的整体交易状况怎么样？其他几个试点城市的交易试点进展情况怎么样？
钱国强：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6月18日正式启动，市场上每天都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交易，价格一度达到一百三四，但是因为这个市场刚刚启动，本身交易的规模还并不大，价格的波动性还非常大，这说明碳交易市场还处于探索和磨合的阶段。碳价应该是均衡的，而且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手上配额以某种价格卖出去了，这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价格。
深圳碳交所真正的意义在于探路，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碳交易会面临哪些问题，更谈不上如何纠正。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深圳碳交所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其他几个试点城市目前也都在紧锣密鼓开展，北京的碳核查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一旦完成核查结果，就可以最终确定未来进入碳交易企业的名单到底有多少。同时为配额分配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上海已经完成了核查，已经开展配额分配的工作。广东也在很快推行。从我们观察的角度，2013年上海、北京、广东，启动碳交易可能性比较大。其他地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滞后。
对于碳交易启动性工作，政府政治意愿的推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对推进有很大的影响。政府支持力度大的话，推进的速度就会快一些。但是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包括碳核算体系，所有的碳市场基础体系，都有一定的科学规律在里面，不是想建立就可以的。
主持人：现在国内的现实情况是碳税和碳交易同时推进。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碳税和碳交易本身并不是矛盾的，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碳税和碳交易，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他们互相适用范围和领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碳税更适合于一些分散的比较小的排放源，例如汽车的汽油。
碳交易是大型的，碳交易在政府制度设计上比碳税复杂得多，在实施层面上也更复杂。因此它的成本要比征收碳税实施成本要高，一定要把大量的大排放源纳入进来才有可行性。挪威、英国等国家既有碳税，也有碳交易，其实主要还是看政府政策的导向，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实都叫碳定价政策，最根本是要通过价格手段纠正市场失灵，让新能源或者减少排放的活动变得更有经济性，让那些大量排放的落后的产能，变得不经济，因此说不同的政府，倾向不一样，可能采取的组合也不一样。对于中国未来来说，碳交易和碳税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很有可能中国未来有碳交易同时也会有碳税。
主持人：谈判舞台上得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站出来，这个可能对推动谈判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谁有可能在未来担起领导责任？
钱国强：气候变化谈判毕竟是一个联合国进程，肯定是离开谁都成不了事，中国现在即便是没办法发挥领导力，但是离开中国肯定是不成的。而且谁也不能逼中国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中国是有这个实力的，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级。但是中国还是缺少主导的能力。
什么叫主导能力？你要能够提出一套体系，这一套体系不光是你现在想出一个观点，不是说你在写一篇论文，比如我们国内很多专家说碳预算，不是这样的。整个政策不光是想到今天，还要往后想，这是在下围棋，往后想二十年、三十年什么样，基本上都是有蓝图的。政策制定和你的智库有一个高度契合，包括媒体。例如IPCC实际上在跟欧洲整个主流政治，主流的科学在往同一个方向做，实际上就是一种影响力和一种主导能力的体现。
不是说代表团在那里努力就可以实现一个主导能力，美国具备这种主导力，也具备这种引导能力。美国人无疑是在气候变化谈判里最重要的力量，这个实力在那儿摆着，不容置疑。欧洲碳交易把航空拉进来，最后美国出来反对，欧洲就是做不了。因此气候变化谈判，即便美国不能推动成功，也可以让你成不了，美国在这里主导因素非常强。指望美国发挥领导力往好的方向带动，这个方向可能很难，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美国带着大家去走，最后这个结果一定是有美国的烙印，最后的结果美国的方式占据了主导，哥本哈根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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