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强: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原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
杨富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很大分歧。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再提不要《京都议定书》的可能性很小。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杨博士我知道您每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都到现场做观察,您如何评价现在的谈判形式?
杨富强:曼谷会议后召开巴塞罗那会议,这次欧盟没有在会议上老调重谈,说不要《京都议定书》,但是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更重要,更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会议前两天看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谈判还是拖拖拉拉,按兵不动,发展中国家感觉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感到气候变化对他们非洲大陆的国家来讲,受的影响最深,受害最深,他们就说我们的水源在一步步减少,我们农业收成在减产,我们人民因为各种疾病正在死亡,他们还在这里拖泥带水,非洲国家最后愤然离场表达不满情绪。后来联合国官员承诺在今后几天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达国家承诺目标上,这就反映了在谈判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示出他们应有的诚信,使发展中国家信任他们,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当然我想在最后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不会再提出来说不要《京都议定书》了吧,这种可能性看样子是很小的。
李高:发展中国家在大的选择上保持一致,对于一些有分歧的地方还是愿意通过内部的磋商来协调来解决。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特别在最近由于发达国家要废弃《京都议定书》这种声音高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团结、维护共同利益方面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之间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是比较团结的,包括曼谷会议上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自己的立场,10月的曼谷会议上,欧盟转向支持以一个单一的法律文件取代《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欧盟的这一立场有无变化?这一趋势可否逆转?以77国集团加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一直坚决强烈地反对以单一法律文件取代《京都议定书》,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出现分化,问题是,如果发达国家坚持单一法律文件的谈判立场,我们怎么办,跟还是不跟?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
李高:77国加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加起来一百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等大的原则和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排,并未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切,比如说小岛国非常关注适应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适应是一个关心国家存亡的事情,所以会在适应问题上更多的关切,希望得到更多的适应的资金技术的支持,对于中国来讲完全理解小岛国家的关注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对石油输出国石油是他们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如果因为气候变化工作进一步往前推进,对石油需求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这种可能性,这种前景对他们这种国家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也是需要被考虑的。发展中国家当中,由于国情不同,由于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同,对不同问题的关切程度也不同,这也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内部做出更多的协调和做出更多的包容。实际上每一次谈判会之前77国集团加中国都有协调会,发展中国家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保持一致,对于一些有分歧的地方还是愿意通过内部的磋商来协调来解决,我想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特别在最近由于发达国家要废弃京都议定书这种声音高涨的情况下,我想哥本哈根上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团结,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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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迎:现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可以把握这样一个主线,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以及多重博弈,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主持人:陈博士您作为一个学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目前谈判形式,包括中国方面立场态度,您是个什么样的判断?
陈迎:我首先向主持人申请一分钟,刚才有很多NGO介绍了自己去哥本哈根,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公约秘书处注册的NGO,我们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06年—09年我们一直每年都举办边会,今年两场,一场时11月10号,一场11月14号,一方面我们在公约下是注册NGO,一方面作为研究机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为政府代表团提供一些支持和建议。我对现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是怎么来看待的?我觉得可以来把握这样一个主线,现在概括来说,应该是两大阵营,这种基本的格局还是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以及多重博弈,这样一个基本态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决定国际气候进程走向的主要力量来看,欧盟、美国,以及77国集团加中国这个阵营作为三股力量中间的博弈,为什么说多个主体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除了政府间谈判,政府代表国家作为谈判主体之外,其他的非政府的力量比如说国会,比如说地方政府,比如说低碳城市的峰会,NGO,媒体,科学家群体,企业,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都在谈判中发挥它一定的作用,希望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到决策者的谈判桌上,希望传递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见解。
多重博弈,我想应该是指一方面国际的博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种国际的气候制度,国际的政策传递到国内的时候,在国内也有不同的,拿美国来说非常典型,当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体制之间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一般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博弈,国际气候变化里面有一个框架内的博弈与框架外多边,双边的机制之间的互动,比如说地方峰会,比如说经济体会议这些都是公约框架之外的多边机制包括APK会议都在以气候变化为主题,这些框架外的达成的声明也对框架内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哥本哈根会议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李高:中国的谈判底线是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
主持人:我们大家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以内,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公布了具体的自愿减排承诺目标,这对中国有没有产生任何压力?中国的谈判底线是什么?
李高: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合作,不仅对两个国家有益,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是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磋商和协商,包括10月份和印度签署了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
李高:我们也注意到有关情况。实际上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谈判是100多个国家,一百多个缔约方,大家关心也不同,刚才我讲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大的原则上是一个整体,可能在某一些局部问题上,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某一些发达国家理解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个也不排除,所以我们讲到谈判的时候,可能讲的更多是针锋相对,像刚才陈迎讲的两大阵营,实际上我们还要讲一个同舟共济,我们要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存,应对气候变化是一种全球的合作,不是排斥,不是这个集团排斥那个集团,不是这个国家排斥那个国家,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点,设计共同的有效框架进行共同努力,不同的国家通过双边合作磋商推动谈判,我想这个是有益的,这是对多边框架的补充,我们完全不持异议。
另外对于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我想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合作,不仅对两个国家有益,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是有重要的意义,7月份中美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气候变化部分我去谈的,另外通过这样一个备忘录签署,中美也建立起部长级对话机制,今年我们发改委谢振华主任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总统的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应该说在双边的场合,多边的场合,还有电话会议的形式这种交流应该有15、16次,这样一种交流对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取得共识,推动谈判应该说有很大的益处。双边的一些合作对多边也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磋商和协商,包括10月份和印度签署了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谅解备忘录,一个是伙伴关系,作为中国来讲不仅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也要和发达国家一起来合作,来共同推动哥本哈根的谈判。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一再强调,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是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我想这是各个缔约方在巴厘岛协商一致的文件,是我们哥本哈根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向前走的基础,不能够偏离,更不能后退。如果说有底线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底线。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我想中方持非常灵活的态度,我们愿意和各方共同努力,在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等方面构建更加有效的机制,推动国际社会更好的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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